本文观点：东北，从未有过中国文化中心地带的历史，而是直接承受主体文化辐射、影响的地区。     东北文化所处的地理环境有两大特点：一是地理环境的相对隔绝；二是自然资源的丰富。     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环境，与之相关的生产生活方式，加之历史给予的熔炼，为吉林文化造就出一种雄健豪迈、清新自然、质实贞刚的格调与气质，然而，另一方面，东北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所处的人文位置，又会带给它一些缺陷与不足。     特别话题     有文化地理学者将中国诸区域的文化发展所处的空间位置，划分为核心区和边缘区两大基本类型。认为，文化核心区并不意味着几何上的地理中心位置，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区别，主要取决于文化要素的密度、文化能量的强弱和文化信息流动传播的效能等。文化的中心地带，从历史的角度看，实际上是指核心文化的发源地、或一定历史时期处于某个文化体系文化发展的高峰、居于主导地位并对周边乃至更大范围的空间具有强大辐射和同化能力的地带。     东北，从未有过中国文化中心地带的历史，而是直接承受主体文化辐射、影响的地区。并且，它也不是所谓的“优势文化边缘地带”，即不是那种能育生出与主体文化相异质的文化内涵，在一定历史时段内与后者并行发展，提供出或为主体文化所吸纳蓄收，或冲击主体文化的具有时代先进性文化资源的地区。如明清之际，江南的城镇资本主义文化萌芽；近代以降，吸收融会了西方文明成果的岭南文化等。就东北文化系统内部而言，文化的成熟程度亦因历史上依据与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地带的距离而呈现出文化发展非同步性的特点。总体而言，辽沈地区是历史上东北文化与中原核心文化的交合处，既是主体文化的直接承受者，又是向东北其他地区输送主体文化的“地方文化”，即它扮演着主体文化和地域文化之间相融合、相沟通，特别是吸纳、学习主体文化的角色。清廷的二百年封禁，特别是“柳条边”墙的设置，拉大了东北、特别是吉、黑两省与中国文化中心地带的空间距离，也加大了与辽沈地区文化发展非同步性的程度。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这一状态的出现，归根到底是与主体文化间的联系状况所决定的。     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变迁，不外乎有两个主要因素在发生作用：一是社会形态与结构；二是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等环境因素。前者实际上体现为一种历史运动过程，而后者则往往为该地域文化的基因类型奠定基础。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总是在一定时空结构中进行的，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便必然要打上鲜明的地域印迹。东北文化所处的地理环境有两大特点：一是地理环境的相对隔绝；二是自然资源的丰富。从地图上便可直观地看出，东北的彊域呈倒悬的口袋状，口小而越向底越大。东北的北、东两面是高山和丘陵，西部是草原和沼泽地带，南面是大海，只有西南一隅的渤海湾沿岸形成了狹长的走廊与中原相连，这样的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发展会形成一种“阻隔”机制。再来看东北内部的环境，东北从南到北、由东至西，几无山川阻隔，成浑然一体之势。通放的而不是隔绝的地理环境为东北历史上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使诸民族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逐渐融为一体，促进了东北经济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要之，东北特定的地理环境在其内部，有利于地域文化的自我生成与融合，为整个地域文化的共通性历史走向预设出了前提；而对于外部，相对于中国历史上那些文化活跃的地带，则显出交流与融会的历史性欠缺，在近代以前，东北文化在许多历史时段是在隔绝状态下独立的、自生自灭式的演化，多种类型文化混杂，但均未发育成熟。     自然地理环境的阻隔和文化交流历史长度的不足，使吉林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带有了内向性格的特点。这不仅有历史上所经历过的社会形态、结构，历史过程等原因，也与其长期处于远离中国文化中心地带的地域位置，内陆的农业省份，以及地理环境特点造成的相对封闭有着直接关系。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环境，与之相关的生产生活方式，加之历史给予的熔炼，陶冶成吉林人坚强、执著、勤奋、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和热情爽朗的性格，也为吉林文化造就出一种雄健豪迈、清新自然、质实贞刚的格调与气质，这些是吉林文化优秀品性和健康风格的体现，是吉林人应引为自豪并使之发扬光大之所在。然而，另一方面，东北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所处的人文位置，又会带给它一些缺陷与不足。首先，东北文化往往会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整体性”的印象和感受。在东北区域内部，主要是由于地理环境的相近与共同的历史经历，使得东北人在性格特征、精神气质、生活习俗、天然情感、语言运用上有着许多的共同性。也许是这一特点太过鲜明，它使得域外人看东北，几乎都是囫囵吞枣般的一言而概之。从赵本山、高秀敏的小品到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以为这些就是东北文化的全部，就是东北人的代表。“整体性”而不是辩证分析式的看待东北文化，一方面无形中大为减化了东北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客观上也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了那些表层的、有的甚至是商业化的内容上。     其次，边缘文化地带却往往能够产生边缘性的文化话语，这似乎是一种文化的辩证法。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于吉林的对朦胧诗的迅速反应，稍后出现的“先锋小说”等，一些精神吁求者们似乎在用边缘性话语证明着自己也拥有对历史的解释权。特别是“先锋小说”，它在文化边缘地带冷眼旁观般地演绎出中国文化中时代精神的历史变迁：从反抗现实到认同现实，从主体自信到主体的自嘲，从批判国民性到赞美阿Q的生活态度，也许是文化边缘地带来自政治、社会和文化等侧面的压力相对较轻，更很少有人注意先锋作家在“玩”历史，在相对稀薄的文化背景中，“先锋小说”的离经叛道反倒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不过，此类现象往往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因为在文化边缘地带它很难引起更多人的充分注意，其地域文化传统中本就缺少对某种文化现象的萌生有足够敏锐的心理习性，似吉林这样的文化边缘地带历史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规律性现象：富于个性的、具有超前意识的声音一般不会引起多少反响，它常常以主角们的离去而自消自灭。它从特定的侧面，再次说明了在文化边缘地带，“文化”发生、变化、转换的简单性；发起者们虽勇气可嘉，但往往布不起“阵”；文化边缘地带在历史上亦不乏优秀人士，但同样难以形成“群体”，主要原因是缺少传统作为支撑，而缺少由“群体”所产生的效应，反过来又难以为优化传统提供养料，这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并且时间越长，改变这一状态的难度便越大，因为它的疲弱实际上是使地域文化在同时酿就着别样的传统。它给当下性文化实践带来的困窘是，当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需要精神文化的支持时，所能提供的基本是从既成的理论观念体系中选取的而不是从自我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提炼出的、与自身的历史文化记忆和经验相联系的、富于细节性功效的思想文化资源。     再次，长期生活于文化边缘地带的知识精英们，常会产生走出地域与双重性文化恋母情结相矛盾的心理意识。每个人离乡他走都会有具体的原因，而对于知识精英而言，还包含有冲破相对封闭和寂寥的文化环境，从而能够更多、更快地获得文化信息，以满足精神世界需求的心灵渴望，它实际上寓含着对文化中心地带的向往和对民族文化之根的依恋。如果说，这是一种民族文化意义上的、每个炎黄子孙都怀有的“文化恋母”情结的话，那么，长期生活在文化边缘地带的知识精英们，还会有一种由乡土之恋而来的“文化恋母”情结，即将滋养、哺育其成长的地域性文化作为精神、传统之源来依恋，并且在一种寻根意识中，不自觉地滋生出自恋自守的心理倾向。在东北历史上，多民族、多类型文化的碰撞与演变，命运多舛的历史过程，带给东北人普遍性的、强烈的恋家恋土的情感。这样，文化边缘地带的“文化”对民族核心文化（母文化）、文化中心地带的向往依附，与更多的以感性的、具体的方式影响自我的地域性文化情愫的交织，即一种共同的依恋便构成了“文化恋母”的双重涵蕴，许多知识精英的灵魂就在这双重性的精神家园间游走。     复次，长期生活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边缘地带的人，在思维方式上往往缺少空间意识。文化意义上的“空间意识”，是指联系的、发展的、变化的、比较的，开放性思维，强调清晰的“空间”位置感，它是与以自我为中心的、以小农文化培育出的、那种眼界狭隘的封闭式思维习惯相对立的。许多吉林人习惯于以重时间的“历史性”，而不是以共时性的空间意识来观照事物和评价自我，他们在许多情况下并没有明确意识到，站在自己的高度看世界与站在世界的高度看自己完全是两回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中国各地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开始显现出差距以来，处于文化边缘地带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强烈的自我表现倾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它通常在喜欢回忆、幻想等的历史确认和现实性的自我夸饰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处于落后的现实状况中以及生活在文化边缘地带的人反倒常常表现出一种自恋自夸、自我膨胀的文化心理，这似乎是与常理相悖，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它正是长期的封闭和“边缘化”所造成的：它说明环境越封闭，眼界越狭小；而眼界越狭小，心理也就越自大。那是在急欲被认同的心理作用下，想一蹴而就的浮躁心态的表露，是在与自己、与自己的过去相比较中所获得的心理满足的倾泻。若是缺少了“空间意识”，人们就会受缚于这种思维习惯，同时，在自我感觉上便难以产生危机意识并从而唤醒忧患意识和紧迫感，也就很难彻底告别小农文化的知足常乐、自得自怡的心理意识。这些年来，我们始终在呼吁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但如果不同时破除这种重时间、轻空间的传统思维方式，从而诉诸于人们内在的心理需求，那么，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的要求便难以与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相接通，而容易被一种文化系统视为纯粹“观念性”的外在的存在，道理很简单，若是在一个人不改变思想方法即思维方式的情形下，总是沉湎和满足于比“昨天”有了多少进步时，他是很难做到清醒地审视和把握超越了自我的空间，并在这种意识中来面对自我，从而不断涌出新的创造渴望的。（刘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