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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生：这是一个很有深度的话题。我不否认“治庸计划”带有某些个人化色彩。我这个人不怕碰硬，我到哪里工作，就爱解决一些难点问题，认准了我就要把它干到底。人走政息，在古今中外政坛上是一个常见现象。“治庸计划”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我只能这样说，在我担任市委书记期间，绝对能执行下去。
任何一种制度，都是有生命周期的。“治庸计划”重点整治的是三类１８种行为，对这１８种行为的整治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执行，而对庸官，可能要长期整治下去。
一种主张，首倡者离开岗位了，还能不能坚持下去，至少看三点：一是看是否形成了使这种主张得以贯彻的保证机制，“治庸计划”从一开始实施就注意到这一点，就是有效地扩大人民群众参与兰州社会治理和管理的渠道和范围。如果老百姓都不支持，人走政息是必然的。二看是否形成了使这种主张坚持下去的协调机制，有一些一把手的思路和主张并不是不好，但当他走了之后就坚持不下去了，这是因为他的工作环境搞得不好，工作关系搞得很紧张。现在兰州的四大班子很团结，这就从组织上给“治庸计划”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三是要有一种衡量标准，为政者设立的这个目标是不是现实可行的，是不是得人心的。你在采访中应该能感觉到，兰州市的干部群众对“治庸计划”是非常支持的。
《暸望东方周刊》：“治庸计划”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很多人都担心它会走向两个极端，一是搞成一种运动，使一部分干部感到人心惶惶、无心工作；二是流于形式，成为一纸空文。我们如何避免这两个极端？
陈宝生：“治庸计划”有一个信念，它是激励机制，不是单纯的惩罚机制。不能因为有一个治字，就以为是要整治我们的干部。凡是单纯治人的制度，都是短命的制度。“治庸计划”是以人为本的，是激励大家必须去干事，本事不高的，去学本事，干得不好的，以后好好干。以前你干得怎么样我不管，只要你改了就行。
要避免走向极端，就是要把握一个度。“治庸计划”将“庸”分为三类１８种行为，具体的违规行为都有详细的处罚标准，操作性是很强的。同时有复议机制，不服处理的可以提起复议。目前我们已处理了１２０名干部，还没有一个复议的。
《暸望东方周刊》：采访中我感觉到，“治庸计划”的核心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老百姓的监督作用，从“一把手上电视”接受观众监督，到民主评议机关，再到行政服务投诉中心的设立。
我们会不会把老百姓监督的力量运用到干部的考核任命上，把以前由党委任命和考核干部的方式逐步扩大化？
陈宝生：我们逐步在这样做。一把手上电视就是让一把手把办公室搬到电视银屏上去，你这个部门是干什么的，群众反映的问题你能不能解决，你这个人的能力，包括语言表达能力，包括你面对受众应付各种局面的能力，你个人的风采，百姓看得清清楚楚，这对干部是一种考验，老百姓心里也有了一本账。凡是我们要用的干部，你必须是公论比较好的。
要把企业家的问题和干部的问题区别开来
《望东方周刊》：２００４年中纪委对兰州系列腐败案的查处，对兰州官场产生震慑的同时，是不是对一些民营企业家也产生了震慑，这种震慑会不会影响到民间资本在兰州的投资？
陈宝生：短期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２００４年以后，兰州非公经济投资的速度明显地放慢，一些已在兰州有了发展的企业撤资了，一些已经谈好的投资不来了，还有一些涉案的企业的投资项目停建了，放在那里没人管。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人不敢和民营企业家接触了，就是一些能办的事情也不敢办了。
《暸望东方周刊》：那么兰州是如何走出这种困境的呢？
陈宝生：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好多民营企业家是在钻政策法律的空子，但这不是他们的错，是我们制度的错，如果是一个公平的环境，他的血汗钱为什么要送给你呢？
在对待兰州后续发展的问题上，我们要把企业家的问题和干部的问题区别开来。
２００５年１月，兰州召开了一个民营企业家会议，在会上，我就讲了这些观点，过去的已经过去，之所以出现了这么多不愉快的事情，主要责任在我们干部。在这个会议上，我要求我们的干部要敢于和非公经济的代表人士交朋友，交发展之友，不是交酒肉朋友。去年我们还出台了关于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三十六条”，这些政策的出台，对兰州的非公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一个明显的事例是，去年在兰州买房的浙商大幅度增长，以前是租房，现在是买房，这个现象就能证明他们对兰州的投资环境还是十分信任的。
《暸望东方周刊》：浙江商人对促进兰州非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兰州投资的浙商张国芳就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能不能介绍一下目前浙江商人在兰州的投资情况？
陈宝生：去年兰州浙江商会换届，张国芳被选为会长，我还专门去讲过话。去年４月，我们政府组成考察团到浙江考察，在和浙江商人的座谈会上，有很多人本来是要故意向我们发难的，但当我们讲清楚了我们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态度后，取得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张国芳近期要在兰州搞一个浙江工业区，正在运作，兰州市政府会全力支持。他错在哪里处理哪里就行了，该肯定的一定要肯定。
据《暸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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