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宏文一家是教育世家。他父亲陈其正也是一名口碑极佳的小学校长。他妻子罗茹红、妻妹罗茹萍、妻姐罗茹琴三姐妹都是教师，只有罗茹琴是公办教师，而他自己的弟弟陈宏斌也是代课教师，这次清退，全家少了三位老师。“按照渭源的政策，我只能呆一年，明年7月我也会被清退。”陈宏文说。

    学区校长找他谈话，说他作为校长，是支撑学校的灵魂，请他再多坚持一年以作缓冲。一年之后，学区再派一个校长来。

    陈宏文冷静地想了一下，留一年也没啥意思，转正已没有任何希望。但责任心驱使他留了下来。“现在我拼命干活使自己非常充实，以后的事情我也不敢多想，好在每天累得一躺下就睡着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逃避：上有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中有六十多岁患病的父母，下有两个孩子，这一切都要由他以及同样是代课教师的妻子来承担。他除了平日教书、管理学校之外，还要利用双休日下地干农活才能勉强维持全家人最基本的温饱生活。

    陈老师说，前些年妻子大病一场，而自己为获取的大专文凭和各种教师资格证书以期有朝一日能转正，已经欠下了一万多元债务。这就相当于他不吃不喝十多年全部的工资。

    无奈之下他一咬牙，通过关系让父亲去县城的工地看门，这样可以挣点钱来还债。父亲身体不好，陈老师实在不忍心。但他说，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69岁的父亲陈其正，看到听从自己执起教鞭的两个儿子都会被清退，“他心里最难受”。陈宏文记得父亲对他的安慰：“你们退下来之后就好好务农，一辈子平平安安就行了。”

    “打发我们像打发叫花子一样”

    但他们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王政明，这个一辈子教书育人的代课教师，被清退后至今无一分钱补偿。

    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佝偻着背，语含悲凉：“以前国家困难，咱无怨无悔，现在国家慢慢富强了，咱老了，被清退了。”

    刘炳章比王政明略微幸运。一个月前，他拿到了这辈子由政府发给他的最大一笔钱，500元——那是他的清退费。

    几百元的清退费还是这些代课教师讨说法争取来的。一次性清退费按照教龄长短——15年以上的800元，10-15年的600元，5-10年500元，5年以内300元。

    由于害怕代课教师继续上访，县上要求让每位代课教师都接受清退费，可是很多代课教师坚辞不受：“县教育局的局长、镇委书记、学区领导，村干部，七八个人个来做我们工作，说你们是知识分子，是给国家干事的。可为什么，打发我们像打发叫花子一样？”

    最后县上要求，有公职的代课教师家人、亲戚帮助完成安抚劝解的政治任务，事件才慢慢平息。

    王政明对上门的人说，“我想得通呢，我一个老共产党员，四十多年没给国家添麻烦了，现在也不会。”然后他给年轻人做思想工作，让他们“面对现实”。

    刘炳章一次一次去学区讨的却不是说法，而是奖状。他上学期带的五年级毕业班和一个三年级班像往年一样都是全区第一。

    32岁的罗茹萍则是上课时被清退的。那天下午，校长推开教室的门说，“你出来一下”……之后两个星期，罗茹萍把自己关在家里。“就怕别人问起来，你今天怎么没去学校啊，人都是有自尊的，说不要就不要了，我有什么面目见人啊。”

    她是会川镇河里庄小学的老师。这学期开学之后，她开摩托车骑山路时跌了一跤，心脏病复发。但是代课教师没有工伤保障，也没有病假。躺了两天之后她就坚持返校上课。

    现在，她终于有时间去兰州治病了，只是一直睡不好，“每天做梦都是给孩子们上课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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