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猛的秦腔曲调《八大锤》在狭小的空间里吼着，两个年轻小伙聚精会神地在非线性编辑机上，剪辑着一段段霹雳舞、大秧歌和艳舞的画面【观看】……
“就是用土得掉渣的秦腔，把这些乱七八糟的镜头串编在一起。”盯着忽进忽停的画面，西北某影视公司制片人这样解释他正在做的工作。“做出来压成碟往甘肃、青海卖，销路好得很，越胡做越有市场”，他带着些许自嘲的语气，也多少显得有些得意。
4月29日，卡通片《猫和老鼠》东北方言版VCD在兰州兰海商贸城首发。在《猫和老鼠》N种方言版风靡云南、四川、东北等地之后，地区性的娱乐时尚正在悄然成为全国性的流行。
《猫和老鼠》东北方言版里，汤姆成了东北屯子里特爱“得瑟”的「二尕子」，机敏乖巧的杰瑞见天就挤巴着眼睛自言自语：“姑娘大了要嫁银（人），要嫁就嫁东北银（人）。”【观看】那个最差也是德克萨斯农场主的绅士，则趾高气扬地用东北话指派着憨敦敦的狗爸爸、狗儿子：“我要去铁岭了，你们好好看家，回来给你们炖骨头吃。”【观看】
谁都不愿意和老百姓的快乐过不去。《南方都市报》刊登「猫和老鼠说川语的启示」一文，称赞《猫和老鼠》四川方言版是“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相映成辉的绝佳典范。”以新锐定位的《新周刊》在「2003中国电视红皮书」中也感慨方言版《猫和老鼠》的魅力：“当你亲眼看到贵阳人、成都人、重庆人都在津津有味地看着昆明方言版的《猫和老鼠》，小孩偶尔也蹦出一句“你葛是嚯（骗）我葛”的时候你才能真正地体会到区域文化的魅力，而区域化本身就是电视分众趋势下的形式之一。”
笑得前仰后合的叫绝声里，也不少谴责的尖刻。据四川《华西都市报》等媒体报道，当地市民对《猫和老鼠》四川方言版就颇有微词，他们认为：在四川方言版中，猫和老鼠突然间由可爱的小动物变成了市井小民，无论是内心独白还是对话，虽让人感觉土得掉渣，但细嚼起来却缺少韵味——原来的美感破坏了。
对《猫和老鼠》方言版涉及的版权，《中国青年报》、《知识产权报》的相关报道提出了置疑。《中国青年报》的报道里如此带过含蓄隐晦的一笔：还有人担心，这样的音像制品，要是打起版权官司来，“麻烦可能还不小”。
“啥事都没有，现在没听说有人管，我们正准备出陕西话的《唐老鸭和米老鼠》呢！”做秦腔霹雳舞影碟小挣了一把的制片人，理直气壮地表露心机。
5月6日，兰州市中心的芳草园，枝叶繁茂的树下洒落一地温暖的花太阳，在兰州市建设银行工作的田敬峰一家三口和朋友坐在茶摊上，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头天晚上东方卫视的「东方夜谭」节目。他们津津乐道那个杨什么××的媚骚和直率，聊小蔡貌似呆痴的棒哏……田敬峰刮着茶碗子赞叹道：“这肯定是今年中国电视最成功的栏目策划，尽管信息量不大，但有最鲜明生动的娱乐元素”。话落，他那读初中的儿子就跟着喊叫：“还是里面重新配音的尕（注：兰州方言，小的意思）电影好玩，周星驰那（注：方言虚词）要进「东方夜谭」呢，把门的都不让！”
老头老太太看这些都挺犯晕的，他们纳闷：这究竟玩了个什么意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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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翔是兰州大学大二的学生。上中学那会儿，他好迷了一阵子「大话西游」，碟片看了N遍，经典对白说的溜溜顺。这两年，课余的多半时间他都泡在网上，除了聊天，就是在八目妖、猫扑里看笑话和搞怪贴图。
可别小看八目妖、猫扑这类娱乐性网站的影响力。正是它们，滋生了互联网最感性的生态，汇聚着网络的流行语汇，策动着网络的娱乐时尚。在这些网站上，扑面而来的词汇是“爆笑”、“整人”、“杂烩”等等。
现在，最能概括网络娱乐倾向的词汇是KUSO。
KUSO，一个源于日本的流行语汇，译成汉语就是‘恶搞’的意思。怎么理解‘恶搞’的典型表达呢？直观的办法就是看老头版的《泰坦尼克号》海报。研究KUSO的专家认为，这种冒“文化”之名的玩艺，其母体继承了“无厘头”的衣钵，借助于网络无可比拟的自由传播性和民众参与性，形成了一种以「戏仿」（典型如周星驰的《国产凌凌漆》）为主要行为特征的另类创作风格。
KUSO的外延派生品已经显见于报刊、电视和手机短信等媒介。花木兰没有小JJ的黄段子，用大跃进、珍宝岛和文革人物编排的连环画故事专版……都是KUSO泛媒介化（边际扩张）的产物。
“我不敢说这种方言版的《猫和老鼠》是受了网络的启发和影响，但可以肯定是网络培养了受众的娱乐趣味。”拍摄甘肃首部室内方言情景剧《快乐兰州》的制片人张文，这样分析音像出版的“戏仿现象”。
“这种东西是‘大杂烩’，插科打诨的把戏，说到头就是为了逗乐。不过，既然这么多人喜欢，既然大家都乐不可支，既然也不怎么影响安定团结，那让‘关公战秦琼’也就没什么不对。东方卫视搞的「东方夜谭」，也弄了不少KUSO风格的短片子，说明主流媒体也已经开始汲取流行文化中的时尚元素了。音像出版的竞争激烈得很，请人写本子，花大价钱找演员，不见得观众爱看。而弄一套方言版的《猫和老鼠》，花费少，周期短，制作简单，利润还特别丰厚。说心里话，现在真是懒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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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重的男中音配着搞怪的音乐，“选网络就像挑老婆，如果不幸选了廉通……”，画面上，周星驰掀开女人的盖头，“啊——”，惊叫声里，现出个眉眼歪斜、呲牙咧嘴的丑妇。这便是‘KUSO小电影’《网络惊魂》开门见山的片头。【已关闭】
“毫无疑问，这是对中国联通公司的恶意诽谤，虽然采取的是一种寓‘骂’于乐的方式。”兰州金城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祖国边看小电影，边发表自己的看法，“尽管为规避法律风险，字幕把‘联通’改成了‘廉通’，但在汉语的语境里，又特指提供移动通信的运营商，所以其恶意诽谤的事实是确凿清楚的。”
网络上，KUSO的创作、发表，基本是一种虚拟的个体行为；其传播，也多见于BBS论坛等开放式媒介。因此，KUSO的生态更多地呈现着一种隐性的自由。“这只能说是忽视，总觉得搞笑的东西没啥大问题”，王祖国说，“其实网络BBS的影响力和传播黏性不容小视，像《网络惊魂》这样的小电影，传起来快得很。按照我国已经颁布的互联网法律法规，制作、发布、传播侮辱或者诽谤他人的内容，都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他用强调的语气说：“联通公司要较劲的话，发了这部小电影的网站，首先得吃官司！”针对网上流传的丑化个人形象的KUSO贴图（如“可怜的小胖子”，“猥琐男”等），他认为，这些贴图如果未经本人允许，那么上传发布、接续改动、提供媒介等行为就是对当事人肖像权、名誉权的侵犯。
「戏仿」经典，会不会构成侵权呢？王祖国说：“这得看具体情况。首先，要弄清楚作品在不在著作权保护期。如果作品在保护期，改编、汇编作品就必须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这属于著作权人享有的财产权利；如果作品超过了保护期，它的财产权就公有化了，对原作合理的演绎（改编、汇编等）也就无需再经过特别许可。”
据福建省文艺音像出版社介绍，他们是在确认动画片《猫和老鼠》超过著作权保护期，版权公有以后，才出版发行方言版《猫和老鼠》的。“《猫和老鼠》发表50年了，现在是‘公版’。”他们这样回答关于版权的质疑。
“这是对著作权权利的片面理解。”王祖国认为，著作权人的权利包括以发行、复制、出租、展览、表演、广播、改编、汇编等为主要内容的财产权利，也包括以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为主要内容的人身权利，著作权保护期限满后，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丧失的只是财产权利。王祖国强调：“我国和绝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身权的保护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王祖国认为，著作权立法限制财产权的期限，其本意是为了让全人类分享优秀的文化财富，而无期限保护作者的人身权利，正是为了防止作品被随意篡改歪曲，他谨慎地表示：“（方言版《《猫和老鼠》）用同一种形式重新解构原作，整个看完感觉形存神散，南辕北辙，确实有招惹麻烦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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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KUSO和它延展的流行文化背景，闵大洪、林少雄、沈杰、王晓兴等专家学者，分别从数字技术、文艺美学、社会文化、文化比较学的专业角度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闵大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与数字传媒研究室主任）：从数字技术的角度看，KUSO是二度创作的数字影像作品，其中既包括单幅静止影像（数字照片），也包括连续活动影像（数字影视片）。所谓二度创作，即是使用他人原创的作品作为素材利用计算机图像影像编辑软件而加工出的新作品。近年来，数字影像的二度创作越来越活跃。不仅数字合成照片大量涌现，而且数字重制影视片也开始出现。很多作品在网上广为流传，形成了一种新的独特的影像门类。它带给人们的是一种新鲜感，奇特感，另类感，自然能引起人们的观赏兴趣甚至进行再传播，而这也正是KUSO族进行创作时要追求的效果。
KUSO作品要产生影响，有两大重要环节：一、创作；二传播。
在创作环节，尽管是二度创作，但同样可以出佳作，效果让人叹为观止。在我看来，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掌握以下三个要素：1、创意——独出心裁；2、素材——恰到好处；3、软件——运用纯熟。任何一部从技术上可以称为上乘的作品，必然是这三个因素的有机结合。
在传播环节，利用互联网和光盘等媒介，KUSO作品可以自由而快速地进行广泛传播，尤其是利用互联网的强大功能，不仅可以使最初的原作传播开来，而且可以使更多的人不断参与其中，添加自己再次改动后的新作品。这种情况在合成照片中较为多见，如“可怜的小胖子”，“猥琐男”等，实际上形成了“接龙”创作。
KUSO是当下数字流行文化、数字时尚文化的一种类型，其中大部分作品以搞笑为主，有些作品当然免不了庸俗，或者表现出一种反叛的态度。但也有讽刺现实的佳作，如前几年根据苏联经典影片为素材，经用数字技术二度创作的影像短片，在嘲讽某种社会现象方面达到了入木三分的效果。也有些以此进行广告片的制作，如某电视台就利用影片《英雄》作素材，将人物对白更换，变成吹嘘自己广告实力的宣传片。
数字技术是一柄双刃剑。KUSO作品也是如此，使用不当必然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对原作品的知识产权造成侵害，甚至会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表现形态带来负面作用。
林少雄（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美学博士）：KUSO的流行，是对“千人一腔”的反叛，是大众传媒分众化的必然要求。毋庸置疑，普通话在中国这样地大物博、民族众多的国家，对于人们之间的对话、沟通与交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现在回想起来，在过去的年代，所有影视剧中不同年代、不同种族以及不同文化素养的人们都操着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个人所特有的特定地域文化的个体性被一种具有较强意识形态的普泛性所取代，这也许是极不正常的。因此方言版本的流行，也就自然成为了具有56个民族古老国度的“本土化”要求与大众文化时代社会成员不同审美观的必然体现。
再则，“后现代”语境下的本土症候——后现代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方式，戏说、拼贴、仿像与零散化成为其重要表征。而KUSO正好符合了这一特征，因此无论是四川“粉子”鼠，还是东北“得瑟”猫，可怜的“小胖子”与可爱的“猥琐男”，甚或对《列宁在十月》或《英雄》的解构，都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在这里，所有经典其实早已脱离了其既定的单一指向性的“本文”，成为了娱乐文化的一个“因子”。
沈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作为现代化的文化逻辑，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发展模式的变化，最典型的表现是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格局：与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理性文化同时并存的是，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感性文化的扩张。
流行文化具有“双刃剑”性质，突出地表现在它的双重面相：一方面，流行文化具有“光明面相”。流行文化对现代化的积极效应主要表现在，促进人们对现世生活层面的关怀，唤起人们对于自身物质利益的追求，激发人们实现自我潜能与价值的动机。这一切在具体化为社会行动的过程中都将成为参与社会生活、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可以说，这是流行文化的最“光明面相”。在另一个层面上，流行文化的愉悦性、感受性、消费性特征可以一定程度地成为置身于繁忙、嘈杂与喧嚣中的人们进行表达、慰藉、渲泄的途径。这也应该算是流行文化的“光明面相”。
在与现代高科技的结合中，流行文化衍生出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类型与形式，可以说，体现出一种独特文化发展的时代气息和创新特征。
然而，当作为一种产业的流行文化，由于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并必然与消费主义相结合，因此，它的盛行就会更多地强化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娱乐功能等等，如果这一方面的特征被片面化、被偏激化，就将会使得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理想、道德反思、审美判断等人文关怀的主流文化内核在势微之后陷于沉落，难免最终出现这样的后果：意义丧失，个性被淹没，人成为了“单面人”。这正表现了流行文化的“阴暗面相”。
至于一些流行文化的生产者“走火入魔”，将流行文化竭力地庸俗化，变成了丝毫不顾品味的低级“搞笑”道具，那就不仅是使之变成了低俗文化（而不是“通俗文化”），而且甚至还可能使它变成了非文化之物，或者说使它非文化化了——已经完全违背了流行文化的最主要旨趣，丧失了流行文化的最基本功能。
王晓兴（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教授）：我理解，“恶搞”首先表达的是普通人追求自身参与的欲望。借助先进技术，所谓的“草根”——普通民众，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内心的感受发泄出来。在娱乐的表像后面，汹涌的是冲击思想藩篱的热情。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的语录，经过历代文化精英的阐释，被奉为话语禁锢的圭臬。正是因为如此，流行文化的参与性、感受性、主观性，流行文化所显露的对教条的离经叛道，就具有积极的意义。
然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俗文化、大众文化源远流长，似乎与精英文化相对立，可精神内核实际是一致的。“恶搞”呈现的是一种冲动，但这种冲动是无根的。其实，这也和时下的精英文化一样。
自由发泄的冲动是一种力量。但是，自由发泄并不就是自由。真正的自由是需要卓绝地追求才能得到的。这种追求还得有敬畏。我们抛掉了“雷公地母，阴间地狱”的各种神明，摘去了各种‘帽子’的压力，但是人不能没有敬畏。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头上的星空”，还没有真正构建起“内心的道德律”，在无根的状态下追求一种自由的发泄，那么这种冲动就会反噬自身，使人在快乐之中麻木，使人在愉悦之中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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