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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朝末年、五代到北宋末年,中原与吐蕃的战争时断时续,洮州城数度被吐蕃占领。北宋时期,主要战争对象是西夏,但吐蕃的威胁也非常严重。1072年,宋将王韶攻克武胜关,从吐蕃手中夺取了熙河六州。吐蕃守将鬼章与西夏联合,攻破洮州城,并指挥士兵加固,打算做持久战。但是,岷州知州种宜与姚兕并分两路,一路经过铁城(就是现在的陈旗),一路经过石门,乘大雾包围洮州,等鬼章军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经过死与活的较量,城被攻克,鬼章等九名守将被活捉,然后槛送汴梁。当时很多文人都写诗颂扬其事,大文学家苏轼写也写了《和破鬼章二十韵》。过了几十年,到1131年,洮州城再次陷落。1252年,忽必烈出兵大理,曾经在此地驻扎一月时间,设牙帐于隍庙,而这个隍庙的原址就是鬼章行宫。忽必烈也看到了洮州的重要地理位置,在元代建国后,于此设置“洮州路元帅府”,委派世袭“达鲁花赤”(掌印官)镇守。1370年,“达鲁花赤”虎舍那藏布归附明朝。1379年,洮州十八族藏族头目三副使汪舒朵儿只、鸟都儿等人发动叛乱,朱元璋派平西将军沐英及大将军金朝兴率领重兵围剿,并派曹国公李文忠亲往督战。叛乱很快被平息。之后,加修城墙,并将军民千户所从旧洮堡(现在的临潭城关镇)迁来,升格为洮州卫指挥使司,下辖五个千户所,任命聂纬、陈晖等六人为指挥使,守御洮州城,隶属陕西都司管辖。 洮州卫城的名称始于其时。
 新城隍庙
 王中西老人畅谈古今
洮州距离陕西西安市和南京都很遥远,军粮供应困难。于是,曹国公李文忠上书请撤兵。朱元璋毫不犹豫地地降旨强调其地的战略意义,非但不同意搬师回朝,而且,将平叛中获得的“杂畜二十余万”头、只非给将士,顶替两年的军粮。李文忠不敢违抗命令,将所带来的江淮一带的士兵留在当地,三分士兵守城,七分士垦荒,战时为兵,和时为民。后来还允许士兵把家属从江淮迁来定居。垦荒并非传说的“跑马为田”,而是很有组织。当时,委派谁去某地开荒,便授给一杆旗帜,有了这旗帜,就等同受命于朝廷,可以招纳百姓开荒种地。后来,人们以主管头目的姓氏来称呼其所开垦的地区,如陈旗、郑旗等,沿用至今。当时,主管军事头目每隔十天要到洮州大本营汇报情况,然后接受新的命令。本来,这是“例会”性质的集合,日久天长,成了军民交易货物的集日,并且将每月的“例会”时间初一、十一、二十一定为“营上”,把赶集称为“赶营”,习俗风行到今天。洮州城是理所当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直到现在,人们划分人群及“花儿”流派,也以洮州城为坐标,分东南西北四路,各路的货物及“花儿”演唱方式都有鲜明特色与风格。 开荒的农业税收按照每亩一斗收。所以,新城及其周边的一些地区现在仍然把一亩地叫“一斗地”,外人听了可能不明就里,但当地人很清楚其中的含义。新城一带多为红胶,土地贫瘠,不适合种庄稼。最初开荒,农具、耕牛、种子等都由朝廷供给,后来,这些全部自理,而税收不减。开荒者难以为继,只好逃离本地。鉴于这种情况,朱棣派安徽凤阳人李达督边。李达治理有方,亲自到藏族牧区推行“茶马互市”的经济政策,很得人心,前后督守40年,政绩斐然,很受朝廷赏识。李达去世后,其子孙世袭其职,共240年。 李达系与朱元璋一同起事的同乡李胜之子,所以,明王朝格外倚重。除了李达,还有常遇春、胡大海、韩成等开国元勋也被派到洮州地区带兵戍守,后来,皇帝把十三位功勋卓著的将领和当地的五位神灵一起加封为“十八龙神”,塑像供奉。现在,每年五月初五各地乡亲都抬着龙神到新城竞赛,从东门口开始,到隍庙结束,先到者将预示着供奉该龙神的地区庄稼丰收,牲畜兴旺。晚上,人们在隍庙后面竞唱“花儿”,通宵达旦。第二天,各路群众全副武装,抬着“十八龙神像”游街,沿城转一圈,然后到隍庙,将“十八龙神像”各就各位。我在走访新城人王中西先生时,他认为这种风俗与临潭的扯绳比赛一样,都是为了训练军队而形成的风俗。
 我走的这段古城,在明朝时被废弃了
 烽火台总是站在最高处
 海眼遥闻战马声
明王朝苦心积虑,把心腹大将派遣到边防第一线看门,除了给以各种封号、赏赐,还采取常用的姻亲方式,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例如,李达的八个女儿中,有七位都许配给达官显贵为妻,三女儿李金花还被仁宗皇帝封为贵妃。据说李金花才貌超群,每次出外,都被人围住。为了方便,她总是戴上一幅丑陋的面具,人称“麻娘娘”。后来,她被选进皇宫,即将授封时仁宗皇帝突然病逝,李金花遭人谗毁,便请回乡奉养双亲。到洮州,她郁郁寡欢,幽怨成疾,一病不起,于1426年病逝于家。宣宗皇帝下令就地按贵妃礼仪安葬,并念先帝之情,恩赐李妃故乡洮州人民无论有无功名,都可以按皇宫一欠套的式样,大门可覆阴阳瓦,倒提柱,妇女的服饰也可以仿照皇宫样式。李妃墓及李达家族的墓葬群在现新城西北朵山脚下马莲滩上,占地十亩,原来有围墙,正门朝南,砖石砌浆,门外两侧立有石雕翁仲、石猪石羊等,雄伟壮观,只可惜1958年大跃进时被夷为平地。 当然,明朝的抚慰政策也不光是对开国元勋们的,中下级将士也常常能得到“浩荡”的皇恩。古洮州地区有很多城堡,相当于洮州城的卫戍军事基地。临潭县有个著名的流顺川红堡子村就是明朝当年戍边政策的产物。流顺本来的名字应该叫刘顺,他和其父刘贵于1380年在此督建了红堡子,成为刘氏子孙后代招军守御、管理屯军、征收粮草的大本营。刘贵、刘顺祖籍安徽六安县,他们在反抗元朝的起义中归附朱元璋部队,随军征战,建立功勋,后来随平西将军来到洮州,曾协助金朝兴、南秀节等修筑过洮州城。1380年,刘氏父子奉调进征现在的流顺沟口一带。当年十一月,朱元璋敕告刘贵就地驻扎。战争结束后,他们又奉旨屯垦,就此驻扎下来,直到现在。当年朝廷下达的三道圣旨,经过刘氏子孙的精心保护,至今完好无损,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
 有600多年历史的红堡子
 王者之气


 三道圣旨
封建王朝给活人加官赐爵,厚葬死人,看似通情达理,仁义至上。可是,尽管堡垒遍布洮州境内,烽墩占满各大山头,文官效力,武官卖命,皇帝还是不能高枕无忧,采取了更加毒辣的一招:斩龙脉。古洮州辖地内的冶力关、八角小堡子、古战村等地都流传着刘伯翁斩龙脉的传说。为什么要斩龙脉?别人的龙脉一断,就反不成功,那么,江山就永远属于朱家了。这么大规模的修建长城、堡垒、烽墩、关隘、封“龙神”以及“斩龙脉”行为全发生在大明王朝,令人费解。
不管皇朝用什么措施,历史的发展变化总是按照既定的规律向前迈进。2007年9月24日晚上,我再次借着微光爬上洮州卫城。一轮孤月对老城,在古代诗人的笔下也许有些浪漫,可是,当我置身清冷的夜空中,看着远处隐隐绰绰的山影和黑黝黝的城墙,遥想当年巡逻城头的士兵,不管他是羌族还是吐谷浑,也不管他是吐蕃族还是中原王朝的将士;不管他们吹奏的是悠悠羌笛,还是其他各种乐器,当他们面对一天空中孤独的月亮时,心理肯定充满似水柔情和无限惆怅,而不是血流成河的残酷记忆。
这是多么凄美而壮丽的历史长卷啊。每个人、每个政权、每个朝代不管如何努力,都只能见证其中的一段。只有这坚固顽韧的老城墙与苍茫大地经历并体验了全过程。 可是,大地总是沉默不语,难道,它把发言权交给了古老的城墙?
 2007年9月23日晚上,在新城城头拍摄的月亮和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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