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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力关的周末游人比较多，而且以兰州人为最，几乎满大街都是操着兰州腔找牛肉面馆的人。另外一个群体则不受星期左右，也不受雨天、雪天影响，那就是“集日”。冶力关的集日逢二（初二、十二、二十二）和逢七（初七、十七、二十七）举行，附近恰盖、勺哇、羊沙、八角等乡镇的村民都如期赶集。以前，人们步行或骑马，现在有了摩托车和三码子之类现代交通工具。9月1日，我和郑晓红等人上白石山，道路极陡，并且铺满碎石，人行其上，很容易滑倒。在危险处一旦跌倒，就会滑向路边的万丈深渊，尕韩几个月前就遭遇过这样一次惊吓。勺哇乡人赶集，往往翻越白石山，走这条路。攀登白石山的路是他们踏出来的。
9月17日，是冶力关的集日。天气一好，人就更多，才九点，赶集的人已挤满街道两旁和大桥栏杆处。人虽多，但并不太喧闹，大小商贩都不吆喝，购物的人也不争吵。关于“商人” 的最早涵义，有一种说法，是指河南省中部人用牛驮或牛车拉着货物到周边“商量着交换货物”，因为他们善于“商量”，所以，别人都称他们为“商人”，后来，“殷商”得名也与此有关。在大城市里，商场中有各种剧烈的金属撞击乐和声嘶力竭的呐喊促销，市面上也有各种腔调的叫卖声，感受不到“商量”的气息。这种小集市倒还文明：并不鲜艳的水果整齐地摆成一溜，摊主都是妇女，她们悄声细语地拉着家常；并不时尚的百货杂什在大蓬车上分门别类，一点也不浮躁。还有卖农具、电器、食品、蔬菜的，“物以类别”，有条不紊。货物之间，各种服饰的顾客从容转悠，小山一样壮实的喇嘛三三两两走过闹市，表情庄严。
这种情调就像三月的阳光，温暖而惬意。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个古董摊。摊主是老人，祖籍天水，现住八角乡。他经营古董生意已经二十多年，主要赶三个集：冶力关、莲麓和景古。莲麓的集日是三、六、九，也即初三、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和二十九；景古的是一、五、八，就是初一、初五、初八、十一、十五、十八、二十一、二十五和二十八。莲麓、景古各九天，再加上冶力关的六天，他每月可以出摊二十四天，风雨无阻。其余时间，他到各处收古董。“现在的人们受外面影响，尖了，生意不好做了。”他说。
聊一阵，就去别处。我想找陈合生聊天。店铺门锁着，正巧有个高大的中年男子也来找他，电话联系，说一会就来。于是，我们坐在门外晒太阳。
闲谈时得知，他原来是勺哇的土族，土谷浑的后代！
他叫杨建华，曾经做过康多乡、勺哇乡的乡长，现在被卓尼县委以重任，开发旅游。他以前在合作上过学，有文化；同时，受家庭熏陶，会说地地道道的土语。
正说话，来一个年龄稍大的人，冲他笑。杨建华介绍说这是他的“两姨”。
我说：“哦，也就是表兄吧？”
他纠正说：“不，是哥哥。”
“哥哥”名字叫杨旦知，五十开外，多年来跑运输，今年八月又买了新卡车。
他们用土语亲热地说话。我努力听，中间夹杂着汉语，偶尔也有藏语的发音，其他的就全部是“外语”了，听不懂，也难以猜测。
杨旦知年龄大，又长期生活在本民族的乡村，知道的情况更为详细。他们把土族叫“勺哇饶”，把人叫“昵”，男人“昵菜”、女人“邦木饶”；把汉族叫“甲”，山“敦噶”、太阳“哝啊”，等等，有些词与藏语相同或相似。根据历史记载，土谷浑很早就有文字，现在却只有语言，文字用藏文。他们信仰藏传佛教，勺哇寺、康多寺和多玛寺就是分别仿照拉萨的色木寺、哲蚌寺和甘丹寺三大寺而建。由此可见深受藏族文化影响之深。这种融合现象也表现在生活习俗中，例如天葬、火葬。但是，他们也有一些独特的民俗现象，例如，妇女在婚嫁或有重要节日时穿戴的服饰，即不同于藏族，也不同于临潭的江淮遗风；正月初七开始、十五结束的“噶日”，翻译成汉语就是“拨浪舞”。这是他们用土语演唱的古歌，内容主要是一年的节气，农业常识，丰收，等等。表演者一手提灯笼，一手摇拨浪鼓，集体唱，每次长达近两个小时。土谷浑是游牧民族，也许，当年他们以这种这种形式演唱史诗，由于历史变迁，生活方式更改，演唱内容也随之转向农业。
他们还讲了一个关于冶海的传说：以前，冶海两边的山合在一起，有个斗戴面具的女子经常对着大山喊：“开了！开了！”有一天，大山轰地开裂，中间形成了冶海。女子面具也揭开，貌若天仙，清纯可爱。
杨旦知说：“他成了常爷的媳妇。”
常爷就是常遇春，明朝人。这是距离现代最近的文化融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明朝以前呢？更早呢？只有从服饰、语言、民族等蛛丝蚂迹文化遗留中去寻找了。
现在，勺哇乡村的主题词是打工、挣钱，与外界一样。当我问起这个民族的未来发展时，杨建华和他的“哥哥”杨旦知都有些比易察觉的惆怅：“年轻人会说土语的也越来越少了。再过十年，就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历史了。”
他们的语气尽管平淡，脸上尽管带着笑，但是，我明显带感觉到了一种深沉的悲凉或者孤独感。那正是我想象中的，一手提灯笼、一手摇拨浪鼓演唱民族史诗的表情。
看来，它并未遗落在岁月的河流里，而是深深地潜藏在他们的心灵和梦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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