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降职了，屈原对楚国的命运仍十分关注。他挂念着国事，每到一处都要首先打听一下国家的消息。那时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脑，他只好放下架子向地方官向老百姓到处讯问。有一天，他看到一座古庙里的墙壁上，画着天地神灵和历代圣贤的故事。圣君贤王的事迹触动了他的心事，他想不通怀王为什么这样糊涂。他对神灵大声喝问：“世界究竟有没有是非？人间到底有没有真理……”写成了《天问》这篇著名长诗。
        神灵没有回答他，可事实却对他作了回答。当怀王毅然决然地和齐国断了邦交、拆散了联盟以后，就派人跟张仪到秦国去接收土地，却连根毛也没得到，反被秦人羞辱一番。怀王气极，这才知道被人耍了。为了挽回面子，仗着屈原这几年养精蓄锐打下的底子，就派了十万大军，进攻秦国。结果秦国反而联合齐国，把楚国军队打了个稀里哗啦落花流水。流放在外的屈原闻听此事，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回国都，希望怀王能够就此痛定思痛幡然悔悟，重新起用自己的基本国策，亲贤臣远小人，这样楚国或许还有救。
        军队吃了败仗也无所谓，反正对自己的地位没有丝毫损伤，可听说屈原回来了，子兰、靳尚等人可受不了了，他们大惊失色，连忙进宫来报告王后郑袖。作为屈原天生的死对头，他们担心屈原再回郢都，留在怀王身边受到重用，勾起前尘旧事，日久必是大患。于是又集体到怀王面前狠狠地参了一本，说屈原不听指挥擅自回来把怀王的话当耳边风，还说屈原写诗批评怀王这回吃败仗是罪有应得。可怜的屈原，兴冲冲赶回国都，连屁股也没捂热，连怀王的面都没见着，就莫名其妙地又被贬职。
        屈原一走，楚国满朝文武都投入郑袖、子兰一党。楚国国势一天不如一天，失掉了对抗秦兵的力量。前去讲和的楚怀王也被秦国扣留。噩耗传遍全国。郑袖为了安定人心，立太子熊横为顷襄王；自己掌握国政，又任命子兰做管理全国军政的令尹。屈原听说新太子即位，又拼死赶回郢都，苦口婆心地请求顷襄王恢复六国联盟，用强大的实力，向秦国讨回怀王。当权的子兰等人是力劝怀王去秦国的始作俑者，担心怀王回来问罪，更怕得罪强大的秦国。因此不但不听屈原主张，还立刻驱逐他出城，要他离郢都越远越好。
        过了三年，楚怀王竟很没出息地死在了异国他乡。秦国把他的枯骨送还楚国。怀王的灵柩到达郢都的时候，楚国百姓个个感到奇耻大辱，沿路不断有人痛哭流涕，情景非常凄绝。这事件把屈原的心都击碎了，他本来把复兴楚国的希望寄托在怀王的醒悟上，现在觉得什么都完了。他在怀王灵柩面前哭昏了过去。他又回到郢都，要求顷襄王趁各国都在怨恨秦国的机会，设法联络，一同对付秦国。顷襄王全不听他。他就日夜在宫门前痛哭，期望打动顷襄王。这可惹恼了郑袖，她叫顷襄王革掉屈原的三闾大夫职位，流放到江南去，永远不准过江。直至公元前２７８年，屈原投江，他一直在楚国南方的大地上象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狗般游荡着。
     屈原的一生，本以救楚兴业为要，在心情不爽时就作了一些诗来抒发心中块垒。他本无意作大诗人，只想作政治家，却无心插柳柳成荫，最终成为名扬青史的大诗人。他一生创作了《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２５篇长诗，被誉为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发韧和源起，是继《诗经》后我国诗歌史上的另一个高峰。
        屈原作为楚文化的巅峰，首先表现在他是一个具有崇高人格魅力的诗人。无论在朝在野，他心心念念的都是国家和人民，虽然他的爱国和忠君联系在一起，但他并没有在一味愚忠间迷失自我。他并不把自己看作君主的奴仆，而是以君主从而也是国家的引路人自居。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有坚定的信念，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惜与自身所属社会集团的大多数人对抗，宁死不渝。这就在忠君爱国的公认道德前提下，保存了独立思考、忠于自身认识的权利。作为理想的殉难者，后人不断地从他身上受到感召。屈原以他爱祖国、爱人民的高贵品格，光辉灿烂的诗篇，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和文学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忠直不阿、宁死不屈的高洁精神，更是千百年来为文人墨客、贩夫走卒争相传诵。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将屈原与波兰哥白尼、法国拉伯雷、古巴何塞·马蒂一起，并称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号召全球一起隆重纪念之。
    
    屈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一个爱国者的悲剧,一个改革家的悲剧,一个正义毁于邪恶的悲剧。屈原一生，在今人功利化的眼睛看来，是失败的一生。作为一位政治家和改革家,他输了，输得一塌糊涂，甚至连生命都赔了进去。也许他在政治方面是失败的，但他在做文做人上的高洁品质，却如同一颗瑰丽的明珠，闪亮在世界舞台上，与山川河流同在，与日月星辰争辉。

    编辑：范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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