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八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民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 我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留学的细节：清早 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的公工段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到了拓东路父亲进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向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己。

    1928年到1945年这十七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 人了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 1946年初我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选择芝加哥大学倒不是因为它是父亲 的母校，而是因为我爷慕已久的费米教授却了芝大。当时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数学系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头两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一年任教员，1949年夏转去普林斯顿高学术研究所。父亲对我在芝大读书成绩极好，当然十分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可是他当时最关心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1949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时候在北平曾见过一两次，不知道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在纽约会想起我来。见了胡先生面，他十人客气，说了一些称赞我的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在出国前曾看见我父亲，父亲托他关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还记得胡先生极风趣地接下去说：“你们这一辈经约们能干多了，哪里用得着我来帮忙！”

    1950年8月26日杜致礼和我在普林斯顿结婚。我们相识倒不是由胡先生或父 亲的其他朋友所介绍，而是因为她是1944年到1945年我在昆明联大附中教书时中 五班上的学生。当时我们并不熟识。后来在普林斯顿唯一的中国餐馆中偶遇，我 恐怕是前生的姻缘吧。50年代胡先生常来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曾多次来 我家做客。第一次来时他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这样漂亮能干的 太太。”

    父亲对我1947年来美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与翌年我的博士论文特别发生兴 趣。1957年1月吴健雄的实验证实了宇称不守恒的理论以后，我打电话到上海给 父亲，告诉他此消息，父亲当然十分兴奋。那时他身体极不好，得此消息对他精 神安慰极大。 1957年我和杜致礼及我们当时唯一的孩子光诺（那时6岁）去日内瓦。我写 信请父亲也去日内瓦和我们见面。他得到统战部的允许，以带病之身，经北京、 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医院，于7月初飞抵日内瓦，到达以后又立刻住入医院。 医生检查数日，认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检查血糖与注射胰岛素。我们那 年夏天在租了一公寓，每天清早光诺总是非常有兴趣地看着祖父用酒精灯检查血 糖。我醒了以后他会跑来说：“It is mot good today,it is brown.”（今 天不好，棕色。）或“It is very good today ,it is blue.”（今天很好， 蓝色。）过了几星期，父亲身体逐渐恢复健康，能和小孙子去公园散步。他们非 常高兴在公园一边的树丛中找到了一个“secret path”（秘密通道）。每次看 他们一老一少准备出门：父亲对着镜子梳头发，光诺雀跃地开门，我感到无限的 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