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30年特刊]“改革障碍，源自体制” 　

    国家教委考试中心首任主任杨学为表示，高考最大缺点是一次性笔试　

    杨学为

    1937年生于哈尔滨，1987年至1999年任国家教委考试中心主任，2000年退休。

    杨学为，国家教委考试中心首任主任，高考恢复三十年的见证者。在高考恢复三十周年之际，他对本报谈及了自己对高考的评价、理解，以及对高考改革方向的思考。

    驳“惟分数论”

    考试竞争其实是社会分工的竞争

    新京报：现在回过头来看高考，在肯定恢复高考意义的前提下，也有人认为高考成了惟分数论，并由此成为素质教育的障碍。

    杨学为（以下简称“杨”）：这是一种很错误的思想。确实恢复高考之后，在考试上竞争得很激烈，因为社会是有分工的，最基本的分工是脑体分工，参加高考去上大学之后就成为脑力劳动者，跟没有上过大学的体力劳动者比，社会地位和待遇上差别很大。人们认为参加高考，是成为脑力劳动者、成为自己进入幸福生活很重要的途径，所以这时候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说，这种分数的竞争其实并不是高考引起的？

    杨：这个竞争不是高考本身引起的竞争，考试上的竞争背后其实是社会分工的竞争。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要有分工的，有分工、有差别就要有竞争。

    过去竞争是通过政审体现出来的，比方你是地富反坏右，比方你是历史反革命，那就被剥夺了上大学的资格了，现在没有了。原来由于包分配，体检要淘汰相当多的人，比如你视力不好，你就不能做远洋轮船的船长。现在就自由就业了，体检也几乎没有限制了。

    那竞争靠什么体现出来？德智体全面考核，政审几乎淘汰不了几个，除非你犯罪，体检也淘汰不了几个。这样竞争唯一的表现就是分数上的竞争。分数上的竞争表面上是考试的竞争，它背后是社会分工的竞争。

    分数的竞争对老百姓是公平的

    新京报：但为了上一个好大学，孩子们的负担很重呀！

    杨：孩子念书的时候可以很幸福，可以不给他负担，但毕业的时候他能找到工作吗？有饭吃吗？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但起决定性的还是在冲刺阶段，是终点线。

    为什么家长担心起跑线，是因为怕孩子在终点线上吃亏，所以家长才把竞争移到起跑线上来了。所以我认为，讲教育上的竞争，孩子负担重是不好的，但是这个负担重归根到底不是考试造成的，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低、是社会分工造成的，这个竞争表现在考试上，表现在分数上。

    如果没有分数的竞争，还要上大学，那是什么的竞争呢？那就是后门的竞争。权势者，比如白条子，领导，有权有势的，再就是有钱的，那时候老百姓就是没有发言的机会，没有上学的机会。从这一点上看，分数的竞争对老百姓是公平的。

    但反过来，负担太重是不好的。    

    谈“高考选才”

    不能因材施教是现在教育的主要问题

    新京报：现在社会上很大一部分观点认为，孩子是否成才，惟一标准是必须通过高考？

    杨：这么说不准确。我认为，按照目前的高等学校的要求，适合成为它的学生的人，教育加以培养，这是正确的。

    但有些孩子根本不适合上大学。比如有些孩子炒菜特好，他就成了北京饭店的大厨，或者动手能力特强，可以成为高级技工，但不一定都要他们上大学。

    人才的选择都通过往大学里挤，这是不对的。应该有多种途径，不一定都得通过高考这个途径。结果现在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这是一个模子下来，都是语数外，都是高考。

    新京报：那你认为现在教育上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杨：我认为现在教育上的主要问题是教育不能因材施教。有的孩子适合上大学，有的孩子不适合上大学。现在的问题是，适合上大学的要逼着他上大学，不适合上大学也逼着让他去上大学，痛苦在这呢。

    新京报：但是很多人认为，除了高考，没有其他成才的途径。

    杨：我认为还存在其他途径。一定得美术学院毕业才能成为画家呀？自学成才也可以成为画家，你像齐白石。教育就应该是引导大家成才有各种各样的道理，不要引导大家都来通过高考上大学。

    在没有更好制度前高考不能废除

    新京报：现在高考仍是主要的选拔人才的途径，你觉得高考本身有问题吗？

    杨：我认为高考应该是年轻人完成了基础教育阶段之后，社会分工的一个基础性的大动作。或者说是一次基础式的社会分工，主要是脑体分工。老百姓和家长看中的不是大学，而是大学之后的地位和待遇。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目前生产力水平之下，在没有发现比考试更好的制度之前，高考是废除不了的，取消也要恢复。总是要有脑体分工的，不要动不动就要说去废除高考，废除高考谈何容易？谈论高考，这是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下，笼统地说，高考有很多弊病。

    说“高考弊病”

    除了笔试之外还要有其他形式的考试

    新京报：都有哪些弊病？

    杨：我认为目前高考最大的缺点就是一次性笔试。

    一次大规模的笔试，最大的是优点公平，所有人都用这套卷子，评分标准都是一样的，这显得很公平。还有一个优点是节省，省钱，出一套题，一千万人都用这套题。

    但这样的统考最大的毛病是没有个性，一千万孩子的特点是多种多样的，但都要用这一个模子来培养，所有的个性都是不被承认的。

    新京报：是不是说现在大学本身有不同的类型，考生也应该有不同类型的考试方式来区分？

    杨：不要都语数外、都一样，这最不可取的。

    另外除了笔试之外，还要有其他形式的考试。

    总是说，考试要考能力。

    从理论上来说，考试是可以考各种能力的，但这是指各种各样的考试，这不是说就是笔试。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一直在努力说要考能力。但笔试所考的能力是有限的。

    议“高考改革”

    技术上没问题，最大的障碍是体制

    新京报：改变一次性笔试，很难吗？

    杨：这需要全社会认同。比如多次考试，一次考试要花这么多钱，多次考试得多花多少钱哪。还有考试机构，一次考试他们都顾不过来了，然后还要考三次，他们还能顾得过来吗？这就不是教育部门本身的问题了。说说容易，真做起来很难的。

    新京报：多次考试，以前讨论过吗？

    杨：上世纪80年代都多次议论过，技术上一点问题都没有，最大的障碍是体制。

    最大的问题就是考试机构遇到的工作量太大，考试机构的工作量太大，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现在人不够，谁干呀？丢了题目是刑事犯罪的。讨论方案都说很好，但就是不敢实施。

    现在的考试中心就这么多人，是有国家编制的。多做工作是不可能多拿钱的，多做工作是有可能犯错误的，比如漏洞多，舞弊多，题丢了，他顾不过来，甚至题丢了还要坐牢。这是体制的问题，体制不改，多次考试是实现不了的。

    新京报：那现在高考过程中还有哪些问题？

    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学决定录取，招生办公室不能决定录取，必须把录取权还给大学。

    新京报：这方面高考录取体制上什么问题最突出？

    杨：政府管得太多。

    应把录取权还给大学。

    ■数说高考

    3600万

    教育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恢复高考的30年间，大中专学校共录取了3600万人，为国家选拔了大批人才。

    4.7%

    据统计，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的报考人数570万，录取人数27万人，录取率4.7%.

    56.85%

    2006年报考人数约950万，录取人数约540万，录取率为56.85％；2007年计划招生57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