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战斗中，一颗手榴弹在身边爆炸，弹片击中头部，董朝乾脑组织外溢，在头部留下了永久的痕迹。

讲述

说起当时的经历，老人有些激动，掏出一块毛巾轻轻地拭了拭眼角。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1931年11月7日，鄂豫皖苏区的第4军、第25军组成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全军近3万人。

1932年10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于12月转移到四川、陕西边界地区。随后，红四方面军挺进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两河口，在大巴山下创建了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

    川陕苏区首府所在地为今天的巴中市通江县，共和国的 446位将军曾在川陕苏区浴血奋战。鼎盛时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以现在的巴中为中心，东起城口县，西抵嘉陵江，南起营山县、渠县，北至陕南镇巴县、宁强县，面积达 4.2万平方公里，人口 600余万，占领了8座县城，建立了24个县市苏维埃政府和160多个区、 990多个乡、 4300多个村苏维埃政权。

    红四方面军在创建川陕苏区之后，逐步扩大到5个军8万余人。 1935年3月发起嘉陵江战役，从战略上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之后撤出川陕苏区，进行长征。途中，克服了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于 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部队保存了 3.3万人。此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5、第9、第30军渡黄河西进，遭到失败。抗日战争开始后，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1军和陕北红军第29军、第30军等部编入八路军第 129师。

    头戴斗笠跨过嘉陵江

    嘉陵江在苍溪县城外3公里的地方拐了一个大弯，这就是著名的红军渡。

    与中央红军的起点相似，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也是从越过一条河流开始的。

    “强渡嘉陵江的时候，我坐的是第一艘船，我所在的三十军八十八师是主攻部队，双方交火时江面上弹道如织，火光冲天，我军伤亡不少。”今年88岁的董朝乾老人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作为八十八师二六三团的卫生员，他有幸坐在渡河的第一艘船上。

    在已经92岁高龄的杜万荣老人赠送给本报记者的一本诗集中，七律《强渡架桥》描写了当时架桥强渡的情形。“红军大学水兵连，速架苍桥任务艰，会合中央西蜀去，嘉陵强渡震山川。水兵夜摸陵江渡，田敌狂轰作业欢，速起长虹飞跃过，千军万马走西川。”

    1935年3月28日晚9时许，担任渡江主攻部队的三十军在塔山湾主渡口，秘密将红军造船厂建造的75只船轻轻推入江中，强渡抢滩，撕开了四川军阀的西岸防守。与此同时，右翼第31军，左翼第9军，也在鸳溪口和阆中以北渡口直插嘉陵江西岸。随后，近10万头戴斗笠的大军跨过嘉陵江，开始了长达18个月、漫漫万里的征程。

    三过草地 来到甘肃会宁

    董朝乾说，第一次过草地的时候，红军由于刚开始长征，指战员体力较好且物资储备较多，减员率较小。过草地后，右路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在包座歼灭国民党一个师的主力，为中共中央打开了北进的道路。然而这时张国焘又突然反悔，要求全军南下，并拒不执行中央命令。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继续北进。红四方面军全部及随总司令部行动的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则掉头南下，再次经过草地。

    对于二过草地的情景，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这样说，“衣衫单薄的我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止。一路上，我话都懒得说。”

    二过草地后，红军进入成都西北的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在这一时期，张国焘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边缘，马上遭到国民党川军主力和入川的中央军大举进攻，在百丈关一战伤亡万余人，只得西撤。经过四个月苦战，部队仍难在川康区建立新根据地。至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被迫向西转移进入藏族聚居的甘孜及附近地区，部队也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多人。在藏民区，红军实行了民族平等政策，争取到广大藏族同胞的支持，在甘孜地区还建立起“博巴政府”。不过当地粮食和牲畜非常有限，几万部队居住的时间一长，生活便陷入困窘，必须另寻出路。

    中央北上的胜利和南下的失败，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广大指战员。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要求北上，张国焘在碰壁后也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改任中共西北局书记。7月初，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经过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以及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张国焘被迫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7月间，红四方面军同红二方面军一同离开甘孜地区北上。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因当地人烟稀少且多属少数民族，筹粮更为困难。红军指战员凭着坚强意志，并总结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通过了泥沼密布、气候变化无常的数百里茫茫草地，进入了甘肃南部。此时张国焘又表现动摇，不愿同中央会合，提出向黄河以西前进。这时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反对“天天向太阳落下的西边走”，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也要求北进，张国焘彻底陷入孤立，只得同意众人的意见。

    1936年10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到达甘肃会宁，同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会师，从而结束了长征。

    强渡黄河 向西挺进

    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于 1936年10月9日到达会宁县城，与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胜利会师。

    红四方面军从嘉陵江边出发到会宁，地图上直线距离不到 1000华里，可这一长征却用了一年半时间，反复迂回往返行程超过1万华里。虽然红四方面军走的里程少于红一、红二方面军，艰苦程度却不逊色，仅过草地这种最艰苦的行程就走了三次。到达陕甘宁后，红四方面军还有3万多人，虽然在后来的西路军中有很大损失，仍是红军中保留长征骨干最多的部队，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又成为一支劲旅。

    会师的喜悦并没有缓解日益严峻的敌情，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由东、西、南三个方向节节推进，妄图将红军主力聚歼于静宁、会宁和通渭一带。根据中央 1936年10月11日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四方面军的任务为：“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造船，11月10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通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

    之后，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以及随其长征的五军从靖远虎豹口强渡黄河，开始了一段悲壮的征程。

    懋功会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雩都（今于都）等地出发进行长征。长征初期，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实行逃跑主义，红军受到了很大损失。这时，敌人重兵正向湖南西部武岗、城步地区集中，中央红军如仍按原计划北上，同第二、第六军团会合，就有陷入敌之重围遭致覆灭的危险。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改变方向，向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按照毛泽东的主张，红军攻克黎平，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城。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转战于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经四渡赤水战役和抢渡金沙江后，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于 1935年6月18日到达四川懋功，同先期到达这里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甘孜会师

    甘孜会师是指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在长征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主力的会师。这两个军团于 1934年10月在黔东会合后，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总指挥部。同年11月至 1935年8月，进行湘西攻势，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长征，部队发展到 1.7万多人。 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进行长征，转战湖南、云南广大地区，于 1936年7月初到达西康甘孜（今属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甘孜会师后，中共中央指示红二、红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司令员，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在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力争下，召开了甘孜会议。经过同张国焘的激烈斗争，会议决定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记者李于伯甘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