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产假是57天，樊锦诗是58天上的班，一天没有耽搁，还没有两个月的儿子就被一个人仍在家里，为了防止孩子从床上掉下来，她上班前都把他用小棉被裹起来，然后用绳子绑好，有同事提醒她这样绑着孩子，可别勒着孩子的脖子出大问题，可不这样又没有别的办法，每次到喂奶的时间，樊锦诗推开房门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的，孩子要是没声音，总害怕出了什么事，每天就在这样的担忧下一点点过去，但是那些年，樊锦诗却从没有因为孩子的事情向单位请假或者闹情绪。

    随着文革的结束，文化研究工作也逐渐开始复苏，敦煌研究所的工作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启了新的篇章，这个时候樊锦诗来到敦煌也快有20个年头了，由于所里缺乏一位抓考古业务的领导，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樊锦诗担任副所长，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一个弱女子的肩上，无疑对樊锦诗是个挑战。

    “既然干了，就把事情干好，而且我们都很清楚，文革十年耽搁了太多，现在，确实也要好好的做点事情，”樊锦诗投入到更加忙碌的工作中，这期间大儿子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二儿子也开始到了启蒙的年纪，正是孩子们成长的关键时期。

    事业和家庭对樊锦诗来说，似乎永远是个难解的矛盾，孩子要上学，敦煌的教学条件并不好，她和丈夫商量把大儿子送到武汉去上学，忙于工作小儿子也照顾不到，最后又决定把小儿子送到上海的姐姐家中去，一个四口之家最紧张的是时候分居四个地方，这对一个女人来说，又是怎样扯着心的痛，也许只有做母亲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

    “现在提到儿子、丈夫我心里还是很愧疚的，孩子因为没有及时辅导好，一直学习平平，也耽搁了他的前途，丈夫更是又当爹又当妈的，他这样的男同志确实，很少见，我在这个家里是得到照顾的人，”说起丈夫彭金章，樊锦诗难抑感激的情怀。

    “一家人分隔几地总是不成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能调回去，找组织上谈，这边肯定是不放人，其实，自己在内心也是舍不得这份事业，可如果当时因为这个把家散了，我肯定也不愿意，但是我先生确实是个很开通的人，应该说是他成全了我这份事业。”

当年敦煌研究所部分工作人员的合影，上数第三位就是年轻时候的樊锦诗

    正如樊锦诗所说，看着妻子在事业和家庭间做着两难的选择，看着妻子不忍割舍的那份敦煌情节，彭金章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他决定从武汉调到敦煌研究所来，这个宽容、善良的男人默默用自己的行动支持着妻子，一家人在丈夫的努力下终于在敦煌团聚了，这距他们大学毕业已经20多个年头。

文/图：朱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