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甘肃频道5月26日电 　　

　　染病50天，先后传染130余人的广州非典患者周作芬在痊愈出院后谢绝一切媒体采访和医学采样。近两个月来，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为获取必需的医疗资料，与其多番联系，希望记录下他从染病到治愈的经历，至今未果。本来他4月曾答应与世界卫生 组织专家面谈，但最终临时爽约，结果专家们抱憾而返。而媒体想要采访他，其家人更开出5万元的天价，此举让大小媒体都知难而退。周作芬因为传染人数最多而一夜成名。专家指出，作为世界上传染人数最多的非典患者，周作芬的血清及病例资料对于研究SARS的传染性，对于如何在治疗工作中更好地预防如此大面积的传染，具有非常重要的医学价值。而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周作芬能现身说法，以自己的经历和教训来警醒世人，对公众预防疾病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笔不可多得的社会财富。再说自己曾在死亡线上挣扎，经医扩人员尽心尽职的救治才得以重获新生，不管如何，他都应该心怀感激以图报答吧?所以，于情于理，他都应该站出来，然而他没有。他采取了一种断然的拒绝将自己再度“隔离”起来。

　　这样说其实不大准确，真正将周作芬再度“隔离”的不是他自己。言下之意笔者并不想指责周作芬在这个时刻表现的畏缩。事实上，像周作芬这样痊愈后与世隔绝的非典患者不在少数。被传为中国第一例非典患者的黄杏初前阵子不也失踪了一段时间?黄杏初的主治医生黄文杰博士就曾指出，黄杏初们的不配合和躲避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诚哉斯言。作为人之常情，感染非典非黄杏初们所愿，将非典传染给别人亦非黄杏初们所愿，而被媒体曝光变身公众人物恐怕更非黄杏初们所愿。周作芬原本是个普通的海鲜批发商，现在却成了人人皆知的“毒王”，媒体强加这样的称呼如何让他承受得起，让他如何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间抬头做人?某些媒体还喜欢对非典患者穷追猛打，锲而不舍地追踪纠缠，无视他人隐私权，粗暴介入他人私生活。法律规定未经本人许可，不得公开患者的姓名、住址等信息。但某家电视台擅自报道北京市第一例输入性患者徐丽的名字。徐丽家人打电话到电视台质询，得到的回复是：“要打官司，就打去”(中青报5月22日报道)。如此怎不叫非典患者心寒?更有甚者胡言乱语，没有充分证据就随便发表意见，中伤患者。不久前某媒体就断然说黄杏初因为害怕高昂的医药费“失踪”了，还说他得非典传染了许多人。事实上黄杏初倾家荡产付清了医药费，也根本没有传染给任何人。这样胡乱猜测的不实报道又怎能不伤患者的心呢。因为某些媒体不自重和对患者不尊重的表现在先，周作芬故意开出5万元的采访费做挡箭牌也就情有可原了。

　　然而，非典患者除了可能遭遇某些媒体的伤害外，还不得不面对部分民众的歧视和冷眼。专家告诉我们，已经康复的患者不会再有传染性，可群众对待出院的患者，还是像躲“瘟疫”一样避而不及。现在黄杏初曾打工的酒店已经被“株连”得门可罗雀了。徐丽及其亲属们没人理睬，也不能正常上班，家门口甚至还有人写上指名道姓的脏话。患上非典本来已经实属不幸，康复后还要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为了逃避巨大的社会压力，黄杏初们当然只好隐姓埋名，知趣地将自己再度“隔离”了。这就是周作芬为什么躲避以及躲避什么的症结所在。

　　话虽如此，笔者还是建议周作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至少是应该积极配合医学调研，也可以慎重地挑选一两家声誉威望比较高的媒体现身说法。虽然国家目前没有法律强制要求他这样的病人必须这样做，但为国家抗非计，为更多人的幸福考虑，周作芬还是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心和公德心。事实上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对自己信赖的主治医生曾表露继续行善回报社会的想法。笔者想说的是，与世隔绝只会让自己更加孤立，站出来反而可以赢得更多人的尊重、关心和支持，而且为抗非做出自己应尽的贡献，显然比一般意义上的行善更有意义，而且那才是真正的大善大德。黄杏初已经回医院接受体检观察，徐丽也致信给了中青报，有他们做榜样，为体现自己应有的人生价值，周作芬，在民众需要你的时候，你也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当然，要保证周作芬们的权益和配合医学研究的积极性，除了应消除社会歧视营造宽容关爱的舆论氛围外，卫生防疫系统是否也该建立相应的保护补偿机制?比如患者为配合医学研究牺牲的个人隐私和经济损失，如何来救济赔付，又如何量化，这都是需要考虑的。

    编辑：姜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