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不经意间看到北京晨报的一条报道，受到极大震撼。

　 4月20日，北京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等到了一个要去北京南站的客人。这是一段因“非典”恐慌而生意锐减的日子，有客人是求之不得的。

　 当司机听到这位客人说自己“肺部有感染，打了一个星期点滴都没好，要回老家”时，必须作出选择的时刻到了。

　 我们可以想象的第一种选择是，立即请这位客人下车———你是死是活与我无关，别感染我，别污染我的车！但司机没有这样做。

　 可以想象的第二种选择是，如今挣钱太不容易了，客人少，“月份钱”还得照交，挣一笔是一笔。事实上，这位客人先后拿出65元来，请求司机拉他走，不过几分钟嘛。这位司机也没有干。

　 他做出的选择是，将车停在路旁，锁上客人放行李的后备箱，然后用手机开始给110、120、12345……拨电话。客人气急了：“我是客人，我打车，到站给钱，你管得着我去哪儿吗？”

　 司机回答说：“你这话搁平常是理儿，可现在是非常时期，举国上下都在抗击‘非典’。我今儿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走。”

　 客人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给司机，央求放他走。司机说：“我这是对你负责，你要真是‘非典’就没命了，连别人也连累了。我知道你没钱了，你放心，如果医生说你没事，你明天在北京的花费，我都包了！”

　 接下来的场景也是匪夷所思的。在等医疗机构的车来时，天下雨了，司机在雨中淋着，不断劝阻经过的行人绕道而行。整整两个半小时以后，医院的车才到，拉上病人走了。司机将出租车彻底消毒后回家，已经是凌晨。

　 这是“非典”恐慌中的一个小故事，一个最普通的人的故事，一个“小人物”的故事。没有谁命令司机必须这样做，也没有人能够监督他是否这样做了。

　 是什么驱使他这样做呢？是内心的律令，是对他人、社会的责任感，也是一个公民的意识。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公民意识。在“非典”恐慌中，我们看到了白衣战士们前仆后继，看到歌星郭峰为坚守病房的医护人员连线送歌，看到准备买车的市民将存折送到市长手里……我们也看到“逃跑”，看到抢购，看到花样百出的谣言，看到少数官员和商家趁机发财……前者是公民意识和行为，后者不是。

　 说到底，公民，是那些在平常日子里，更在危机时刻，自觉承担起自己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的人们———他们确实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让我们记住这个司机———北创公司的张四平，今年49岁。让我们也记住他现在的感受———在得知那个客人排除了“非典”的嫌疑后，他说：“我觉得有些对不住人家，我真想向他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