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北京4月28日消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督检查司日前派出督导组，深入非典疫情较重地区督促市场价格检查工作。目前，各地已查处了一批哄抬价格的违法行为。28日公开曝光9起典型案例，分别被施以1万至20万元的罚款，有的被责令停业整顿。

　  非常时期，非常措施，此乃古往今来的惯例。例如，同为抢劫行为，趁火打劫者理应罪加一等；同为扰乱市场秩序行为，发“国难财”者理应加倍惩罚。对于借“非典”之机哄抬物价、兜售假冒伪劣的不法商家，政府给予的处罚、整治力度确实比平时大了一些，但笔者以为仅此还远远不够。

　  这种不够，是极需要把“非典”时期和平时联系起来进行认真反思的，那就是：某些不法商人之所以肯冒、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抢抓“非典”良机大捞一把，甚至把卫生纸、烂布条填进口罩，就是因为平时造就的胆量和经营思想在非常时期的集中表现。

　  正像“非典”已被列入《传染病防治法》、违反者将受到刑事追究以至被判最高7年徒刑一样，对于趁“非典”流行之机大发昧心财、造成严重后果者，也应依据《刑法》判其入狱。

　  实际上，对这类现象的处置并非如此：其一，保证供应、平抑物价、制止假冒伪劣等等，主要停留在政府下达行政指令上，例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要求重点打击涨价行为。问题是以什么原则和依据、如何进行打击呢？相对于法律，行政指令毕竟多显“随意性”和非威慑力，而且不符合依法治国的原则。

　  其二，对近期出现的此类现象，主要以经济处罚为主，且执行偏轻。例如，济南市物价部门在对65个药店进行检查后，发现57个药店存在价格违法行为，除了责令其“整改”外，仅对其中两个不明码标价的药店处以1000元罚款。57个药店造成的社会危害究竟有多大？肯定无法用2000元罚款“量化”之。“非典”时期，有关药材、药物、防护用品的需求呈现一种非正常增加状态，而不法商贩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大做文章。非常时期破坏市场秩序、大发昧心财的行为，已不是简单的不良商业行为，而是直接扰乱、阻碍着防治“非典”这一系统工程的整体运行。

　  仅仅以正常时期的思路和处罚力度整治这种现象，显然是难以奏效的；从非法行为危害程度和受惩罚程度的对应关系看，也是有欠“公平”的。例如，由于“非典”时期人们购买消毒、防护用品时饥不择食，不法商贩趁机涨价或兜售假冒伪劣，其商业道德缺失的恶劣程度以及对消费者的损伤程度，就大大高于平时。假如不法商人赚大钱比平日容易了10倍，那么，其对社会构成的整体危害一定也增加了10倍甚至更多。

　  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不仅检验着政府的公信力和应变能力、组织能力，检验着民族精神和公民道德水平，检验着中国市场经济秩序完善的程度，也检验着中国现实的立法水平、立法效率和执法能力。检验之后应该是反思，例如，兜售假冒伪劣、扰乱市场秩序现象为何多年来一直不能有效遏制，是不是我们在整治思路、途径和力度上存在问题？

　  可以借鉴的实例不难找到。例如美国法律规定，生产、批发、销售假冒商品均属有罪，对生产者、销售者除分别处以25万美元以上、100万美元以下罚款外，还要处以5年以下监禁。如有假冒前科的，罚款额则可高达500万美元。法国法律规定，假冒违法者可判处两年监禁，罚款100万法郎。

　  中国的商人尤其是小商人也许交不出100万美元的罚款，但中国的监狱并没有爆满。既然不法经营行为危害了消费者和社会，不法者就应该付出相应代价，而我们的立法、执法者似乎显得比较宽容和“仁慈”，而且似有一种偏好：凡遇各种假冒伪劣、扰乱市场秩序等行为，首选的措施是罚款。这样，不仅会给不法商人一种默许和暗示，也容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次被罚，不法者可继续违法甚至加倍找回来，为下一次被罚留下了铺垫。如此一来，不法商人总有钱可赚，有关部门则总有不竭的“财源”，如此“相得益彰、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