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非典”疫情扩散以后，以“第五媒体”自居的手机短信自然不肯放过这样一个“大有作为”的“创作”机会。当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到防治“非典”战役之际，个别不甘寂寞的手机短信作家们也没闲着。不过，他们并非替全国上下抗战“非典”摇旗呐喊，歌颂其中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而是以拿他人开涮为乐，就有点不可理喻了。
    朋友的手机上收到这么一则短信：“刚才我买了一挂鞭炮，准备过年放。你见了，就要点听听响。我说先别点，你和我怄（呕）气，大喊‘我非点（典）！’、我非点（典）！’。结果，医院把你接走了，自己保重吧。”再看一则类似的：“球场上，你犯了规，该对方点球。可是，你却不依不饶：‘我非点球不可。’别人不同意，你便一句一个‘我非点（典）’，最后，把他人全吓跑了。”还有比这些更可恶的：“‘非典’是恐怖分子发动的细菌战。现在，生物学专家已经破译出了‘非典’的基因密码，用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却是‘美国制造’。”联想到北京市警方近日刚刚逮捕了一名散布“北京要封城”的造谣者，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所谓的“非典文化”正在民间悄悄流行。尽管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非典文化”不可能成什么气候，但是，如果听任这样的“恶作剧文化”四处传播，势必会在社会上造成另一种不必要的恐慌。而这种恐慌其实是完全能够避免的，因为他纯粹是极个别人幸灾乐祸的“副产品”，但还强迫他人和自己同“乐”，尽管这样的“乐”给对方带来只能是苦涩。
    我们之所以要对“非典文化”说不，是因为这样的内容多是和目前正在开展的防治“非典”工作唱反调。真正的文化，带给人的应该是一种精神方面的愉悦和享受，它至少不能夹杂着太多的消极成分。然而，综观时下在手机短信中流传的一些涉及到“非典”的内容，除了有通过正规渠道发布的预防“非典”的处方外，就是这些不伦不类以“非典文化”形式出现的短信了。相信这些“非典文化”的原创者应该属于“有闲阶层”，他们自己同样处在被“非典”疫情包围之中，但是，又总觉得“非典”距离自己很遥远，于是乎，便甘愿坐山观虎斗，以“看客”的身份“没事偷着乐”，末了还不忘发表一番议论，这样就有了那些污七八糟的“非典文化”，而自己则想象着别人读到自己的“发泄杰作”后那种啼笑皆非的样子，感到心理上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像这样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戏弄他人的基础上的做法，和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文化格格不入，我们理所当然要拒绝它的存在。
    拒绝“非典文化”，还在于它本身捏造的成分居多。《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的定义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由此可见，大凡有幸被列入文化范围的，其最起码的条件必须是“财富”，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既然是财富，言外之意需要对大众有所裨益才行。相反，只要不具备这样的功能，显然就不能被上升到文化的高度。事实上，像上面提到的那些手机短信，纯粹是扰乱人心文字垃圾，既不是从现实社会中提炼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更不具有陶冶情操的作用，而是臆想的产物。伴随着“非典”疫情出现的所谓“非典文化”，实质上是某些人一种心态的反映。这样的心态，和我们民族中所固有的劣根性不无关系。笔者认为，正是自私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态度，造成了一些人喜欢在社会出现某种混乱事件时，借题发挥，以显示自己的“豁达”和“睿智”。其实，这不是什么大智若愚，而是彻头彻尾的“大愚若智”。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通过“非典文化”的传播，说明中国缺乏一种具有凝聚力的核心文化来凝聚人们的思想。思想方面的一盘散沙，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当社会上出现某种恐慌时，一些对灾难幸灾乐祸的“次文化”像渣滓一样泛起。
    “非典文化”无疑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尽管它们顶多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将“速朽”，但仍然不能低估它的危害。要避免这类垃圾文字或者谣言文字的再度出现，还需要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创造出优秀的文化，新闻媒介的也应履行好自己的职责，通过报道“抗典”的英勇事迹和揭露存在的问题隐患，形成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舆论氛围。如此以来，类似于“非典文化”的东西才不至于有生存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