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央及各责任部门部署，只要接到非典和疑似非典病人，不管有钱没钱都要先隔离治疗，可据新华社报道，7名疑似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最近在内蒙古某医院就医时，医院因他们交不出钱，在长达6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没有采取任何救治措施。面对记者“上级明文规定对非典和疑似病人要先治疗再说，大政策管你的小政策，小道理应服从大道理”的质疑，该医院急诊室主任竟报以“谁说的谁来干，我们也有家人、孩子，我们也得为他们考虑”、“这里是医院，医院用药要办一套手续”的回答。

    联想到昨天中央政府为了防止“非典”在假日旅游中扩散，毅然作出今年“五一”取消放长假，按正常节日放假的决定。无疑，这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对于“假日经济”拉动消费会有较大影响，但对于控制“非典”的蔓延却有非常大的效用，在这里，短期经济增长的预期不得不服从于社会公共安全的价值。内蒙古那所医院面对7名疑似“非典”的病人所以没有采取任何救治措施，就是在这种“营利预期”和“公共安全价值”的代价衡量中没有把握好尺度，以致把医院的“私利”放到了首位。

    政府及其附属各公共部门存在最原始的合法性基础就是做市场不愿做也做不到的事情。市场最基本的属性应该就是尽最大可能地以最小的成本付出获取最大化的利润，按照这种理性，在“非典”流行时，公众对于防治“非典”药品的需求就会增长，药贩就会乘机涨价牟利，他们是不会考虑到整体的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这时候，只有作为“家长”政府的“铁腕”才能以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为首位。事实上，“非典”危机中的中央政府也是这么做的，控制药品价格，以调整政府高层官员的手段传播政府治理“非典”责任的决心，规定各地医院只要接到非典和疑似非典病人，不管有钱没钱都要先隔离治疗——传播公
众以安全感是此时政府最高的价值选择。

    给很多人带来收益，自己却无法因此直接获得报酬，经济学上称其为外部性。事实上，也只有政府公共部门才能创造这种惠及亿众的外部性，才会承担这些外部性所耗费的成本。当然了，政府施行这些公共政策的时候有没有经过代价的衡量呢?当然必须进行代价成本的考虑，只不过政府的代价衡量与市场是不同的，市场考虑的是现实的私人收益，而政府考虑的是未来的大多数人的收益。政府必须作出的一个重要选择是：现有资源应该用于满足即时需要，还是用于创造资本以满足未来需要?经济学家称前者为消费，称后者为投资。比如说“取消五一长假”的决定就是一种对国民健康的投资，这种投资本可用于促进现实消费的。中央政府对于“非典”治理的所有作为都可视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健康投资，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总量下，消费与投资是一种互为消长的关系，未来的投资取向必然会影响到作为现实的消费，这就是政府的代价衡量。

    作为危机中的每个公众每个单位，我们不但要理解政府的作为，也要积极地配合政府，把整体的公共安全和秩序放在首位，把国民的安全感视为最高的价值选择。也只有明白了这些，我们才会真正理解“非典病人隔离不是歧视”的道理，也只有明白了这些，我们才会领悟政府作出“取消五一长假”决定的良苦用心。同时，也只有明白了这些，内蒙古那所医院才不会作出无钱就不对疑为患有“非典”的病人进行防治的错误决定。（曹林）

    编辑：简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