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文化是继马家窑文化之后，兴起于甘青地区的另一支青铜文化，因1924年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而得名。其分布范围东起渭河流域及泾水上游，西至湟水流域，南及白龙江流域，北至内蒙古阿拉善左旗附近。涉及地域大致和马家窑文化重合而更为广泛。其碳14年代测定距今约4000年左右，晚期与中原地区夏商时代相当。关于齐家文化同马家窑文化的关系，文化考古学界认识还不尽一致。有一种意见认为，齐家文化源于甘肃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晚期仰韶文化，而马家窑文化则是甘肃中西部和青海东部地区发展起来的地域性文化。这东西两种



（图1）七角星纹镜

文化曾并行发展，构成了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结构的基本格局。应当承认，从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总体风格来看，二者既存在某种承袭关系，也存在许多显著差异。但有些差异可能是时代发展演化的结果，前后承袭的因素应被看做主流。齐家文化当为马家窑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尽管在前后衔接上还缺少一些过渡环节。通过对300多处遗址和墓葬的考察可知，齐家文化居民和马家窑文化居民一样，过着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定居生活，畜牧业和手工业也都已达到相当水平，其社会发展阶段明显高于马家窑文化。粟为齐家文化普遍种植的作物，许多遗址中发现驯养过的家畜如猪、羊、狗、牛、马、驴等的骨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用大量猪骨随葬的习俗，最多的一座墓葬出土了68块猪颌骨。这表明贫富分化现象十分突出，家畜的多少已成为是否富有的标志，这同山东大汶门文化遗存中大量随葬猪骨、以猪骨象征财富的做法如出一辙。齐家文化遗存中还发现布纹痕迹，其细密者，甚至可与现代的细麻布媲美，显示出纺织手工业的发达。从制陶业方面说，齐家文化彩陶已彻底衰落，对器表的处理，且有逊于马家窑文化的表现。但齐家文化陶器从泥质到器类均呈多样化，泥质红陶、夹砂红陶、褐陶和灰陶均有。器型以平底器为主，也有圈足器和三足器，且形成了一群独具特色的器型。各类陶器功能明确，随葬陶器注意大小和器类的配置，制作工艺已广泛采用轮制技术，快轮修整后的胎壁薄而均匀，器形规整，烧制火候也较高，成品轻便结实，不透水性能良好。由于制陶技艺的进步和成熟，各地出土的齐家文化陶器往往具有较强的共性，很易识别。某些陶器，明显受东方龙山文化的影响；引人瞩目的红陶鸟形器，则和同时期的西亚古文化同类器十分相似。齐家文化陶鬲在马厂类型陶鬲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显示出三袋足是由三个皮囊连结而成的史迹。使用皮囊是北方游猎民族的习俗，陶鬲的发明，实为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齐家文化被认为是汇聚了多种文化因素，乃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最早接触的中介，对于西北地区青铜时代的历史，发挥过关键性作用。

齐家文化的冶铜业最受世人关注，因为它在马家窑文化基础上有了明显的进步。在武威皇娘娘台，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广河齐家坪、岷县杏林等齐家文化遗址中，都普遍发现铜制品。铜制武器、工具的种类已有刀、锥、空首斧、矛、匕、凿、钻等，用具和装饰品有镜、镯、钏、臂筒、指环、耳环、钗及各种泡饰。红铜和青铜并存，其红铜冶炼和制作技术已渐趋成熟；青铜多为砷青铜和铅青铜，虽仍处青铜冶铸的早期阶段，但对合金已有初步认识，不再单纯依赖铜的氧化共生矿的还原来取得青铜。过去流行过一种观点，认为西方早期青铜都是砷青铜，然后才有锡青铜；而我国从一开始就是锡青铜。齐家文化的青铜遗存否定了这种说法。齐家文化青铜中砷青铜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表明我国早期铜合金规律，和世界其他地区是一致的。从制造方式上说，齐家文化青铜器锻制与铸制都被采用，不仅使用单范，也已学会使用合范，工艺已摆脱了原始状态。

齐家文化青铜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铜镜。齐家文化遗址所出铜镜是目前所知我国时代最早的铜镜。关于我国何时始用铜镜的问题，当今学界的认识和传统说法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古籍记载看，我国使用铜镜的历史十分悠久。最早言及铜镜的古籍是《黄帝内经》：“帝既与西王母会于王屋，乃铸大镜十二面，随月用之。”说黄帝时已能铸镜，过去很少有人相信，大家都认为这是神话传说，不足为据。《黄帝内经》书成于战国，而《战国策·齐策》所载邹忌讽齐王纳谏的著名故事，有“朝服衣冠窥镜”、“窥镜而自视”等句，故人们判断



（图2）重环星纹镜

至迟到战国时代已有铜镜。加以战国墓葬中多有铜镜出土，因此战国始用铜镜说盛行了很长时间。直到20世纪30年代，安阳殷墟中出土了铜镜，才改变了上述成说。齐家文化出土的铜镜，又一下子把我国铜镜历史提到了公元前两千多年，这和《黄帝内经》所载关于黄帝铸镜传说的时代，相去不远。出于青海省贵南尕马台M25的一面齐家文化铜镜（图1），镜置死者胸部，系墓主生前日用品。直径8．9厘米，厚0．3厘米，镜背拱纽已残，镜边缘凿有两个不规则的穿孔。镜背周沿和纽旁各饰一道凸弦纹，两周同心弦纹间，以填平行斜线三角和空白三角相间的方式，显示出七角星图案，这可视为我国最早的青铜纹饰。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枚装有木柄的铜镜，镜缘所凿两个穿孔，即是用来系绳固柄的。两孔间有凹形细绳纹痕，并在镜旁发现有木质镜柄的残迹。但这究竟系因背纽残损而萌生装柄的即兴措施，还是最初制镜时即有此制，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这是个颇引人人胜的研究课题，因为截至目前的认知是我国古镜有纽无柄，有柄镜乃西方的镜型，大约在唐代以后才在我国出现。

    重环星纹镜出自甘肃临夏（图2），直径14．6厘米，边厚0．15厘米，背纽圆厚完整，因锈蚀不重而纹饰图案更加清晰。与尕马台镜相比，两周凸弦纹的距离作了调整，沿边一周凸弦纹内移，形成两个同心纹饰圈，但母题纹饰仍是填平行斜线三角与空白三角相间，构成内圈13角、外圈16角双重星纹图案，线条更加细密、规整。以上两面铜镜都不是最早发现的齐家文化铜镜，第一面出土品现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75年出土于广河县齐家坪的一座墓葬中，直径只有6厘米，背面光素无纹，中心铸有半环状纽。

    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齐家文化青铜镜背面的纹饰，同殷墟出土的商代铜镜相似，二者存在—定的联系。也就是说，甘青地区实为我同铜镜的起源地，“在那里形成了中国铜镜的早期传统，然后扩展到国内各地”。在铜镜未发明前，人们是以盆或盘盛水映照容貌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均无“镜”宁，只有“监”字，字体形象即作人俯临器皿察视之状。故《诗》云“我心非监”，《毛传》曰：“监，所以察形”。最早是以陶质器皿盛水，所以“监”字初无“金”旁；后来出现了青铜器，贵族社会以铜为监，因此后起的用以照容的盛水器便加“金”，写作“鉴”；再往后，青铜镜流行开来，其功能已与盛水无关了，但人们仍习惯性地称之为鉴。大约到汉代，鉴字才因音转而被写作了“镜”宁。铜镜虽为区区小器，但却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人们借助铜镜才能非常方便地“正衣冠”、“审体貌”、“美容颜”。随着青铜冶铸业的发达，铜镜渐渐普及，遂成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良伴佳友，人们对镜常是随身携带的。

    铜镜的发明，是对社会生活的一大贡献。人们不禁要问：齐家文化铜镜是我们祖先自己构想制作的呢，还是从异域文明中学习来的？这是个难以贸然作答的问题。从世界范围内看，早期使用铜镜的地区有西亚、埃及、希腊和罗马，时代大约都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在今伊拉克的基什（Kish）遗址发现的铜镜，时代约为公元前2900年到公元前2700年，这被认为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铜镜。齐家文化铜镜的时代，较之略晚，但我们却没有充分理由说齐家文化铜镜是西亚铜镜影响下的产物。若以镜式论，齐家文化装木柄现象确非偶例，则有柄镜我国也是自古有之。但必须指了某种程度的发展。后世有不少大刀夸张性地增大环首，这固然首先是为了与阔而长的挥砍式刀身相配，防止搏杀时脱手，还为了用来系结缨穗或飘带等饰物，以便使刀体更加美观。（引自祝中熹等著《甘肃考古文化从书·青铜器》，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