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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就要融会贯通 ——访敦煌学与考古学专家杜斗城
2017年01月12日 09:22:29
来源: 兰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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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做学问就要融会贯通

  ——访敦煌学与考古学专家杜斗城

  杜斗城

  汉族,1951年生,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为兰州大学教授,历史学、考古学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中国敦煌石窟保护基金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社科院佛教研究中心研究员、兰州大学文物鉴定与修复研究中心主任、五台山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甘肃省老工程师协会副会长,曾任全国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甘肃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甘肃敦煌学学会副会长等。为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系创建人,曾任系主任、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敦煌学、考古学及宗教学的教学与研究,出版著作十多部,编写全国通用教材一部,曾在《世界宗教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治学以态度严谨、涉猎广博、视野开阔而见长。

  当记者如约来到杜斗城教授的家时,就被他丰富的藏书所震惊。偌大的两个书房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包括《大藏经》与《续藏经》等古今中外各领域的书籍,他说自己已经算不出共有多少部藏书。而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书并不是束之高阁,而是几乎都被他一一翻阅过。他笑着说,我的佛教类藏书可能比某些图书馆的都要多。

杜斗城与南怀瑾先生的合照

  一盏茶之后,他与记者侃侃而谈。“要说我是如何对历史产生兴趣的,那一定和我的父亲有关,他是秦腔爱好者,在我七八岁时就经常带着我去看秦腔,那一出出和历史有关的剧目让我听得如痴如醉,耳濡目染下,我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甚至笑称,自己对戏曲(京剧、秦腔、豫剧等)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他的专业。说着他回忆起数年前曾和台湾学者一起考察,在旅行大巴上百无聊赖时,杜教授为大家清唱了秦腔《斩秦英》中银屏公主和“斩单童”的选段,让在座的台湾学者大开眼界。杜教授说,搞历史的人要懂戏曲,哪怕不懂,起码要了解戏曲。

  从贫瘠的西北到北大读书以后,他深感肩上的责任和压力,甚至三年没有回过家,寒暑假都泡在北大的图书馆里。“虽然学的是考古专业,但我对哲学也很感兴趣,现在所做的佛教研究正好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让我觉得很满足。”说起考古,杜教授对夏商周考古兴趣最大,喜欢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及青铜器的分期断代等,因为学习成绩优异,当时他的老师邹衡和李伯谦先生还曾想把他留在北大从事这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但因要照顾年迈的母亲,他还是选择了回到家乡工作。

  回甘肃后,杜教授被分配在兰州大学。当时,兰大历史系准备建立考古学专业,但因力量有限,一时建不起来。他原来喜欢的研究方向受资料缺乏等限制,几乎无法进行,恰好兰大当时想在“敦煌学”方面有所作为,杜教授就把注意力转移在敦煌学方面。教授认为,搞敦煌学,佛学是基础之一,所以从那时起他就潜心攻读佛教经典了。佛学号称“难治之学”,且佛教经典浩如烟海,当时兰大还没有《大正藏》,只有线装本的《频伽藏》,又不许外借,他就每天泡在图书馆研读,抄录了许多有关资料,《陇右高僧录》就是当时整理的一部分,这是他从事敦煌和佛学研究的初步成果。

  1993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陇右高僧录》是教授的第一本著作。这本书有三部分内容:一是“陇右高僧录“;二是“游陇高僧录”;三是“陇右译经序跋录”,其将大藏经中有关甘肃的佛教僧人及其中有关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并进行了标点和注释。其注释别具一格,为“索引”式,非常简明,只注资料的出处,目的是给相关研究者提供方便。学术界对这本书有很高的评价,认为是研究甘肃佛教史和敦煌学的“案头读物”。教授却谦虚地说这是他初做“学问”时的“习作”而已。

  杜教授说:“学问学问,学很重要,问更重要”。他年轻时就勤学好问,并且借助每次出去学习的机会寻找与名家交流的机会。如1996年他去台湾做学术交流时,路过香港,打听到南怀瑾先生的住处后直接登门拜访,记者惊讶地问教授,你是怎么知道他的住处的?不怕被拒绝吗?他说,只要做个有心人,多问问人就知道了,即便是被拒绝了也没有关系,我又不会失去什么。结果南怀瑾先生不仅接见了他,还给他送了一本签名的《中国道教史略》。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教授脸上依然洋溢着自信的光彩,他笑着说,当时我只是个副教授,但我并没有胆怯。现在在教授家里,仍留着当年与南怀瑾先生珍贵的合照。

  到目前为止,杜教授培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已有60余人了。他说,给学生教一门课,传授知识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给学生思想以启迪,激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悟性。对学生来说,上学的时间非常珍贵,最好要博览群书,给自己打下坚实的基础。只有大海才能行大船,知识面窄是做不了大学问的。所以,教授经常教导自己的学生要“无事乱翻书”、“开卷有益”。

  谈及当下学界缺乏精品的现象,杜教授强调说:“我常常对自己的学生说,写论文,一是要发现新资料,二是要有新观点。做到这两点就是一篇好论文,或能做到一点也行。如果一点都做不到,不如不写。”他还说:“发现新资料比较容易,提出新观点比较困难。有人能把精粉面(资料)做成面条,有人可能就做成了浆糊,这就要看你的学养。至于新观点,就要看你观察问题的能力和悟性了。”

2009年杜斗城在泾川罗汉洞石窟考古调查

  记者与教授交谈中得知他的爱好非常广泛,不同于一般人对学者的刻板印象,他是个很爱生活的人,除了本职工作,还很喜欢下棋。他的学生和同事经常见他在茶馆与人对弈,遇到棋逢对手的时候,连饭都忘了吃。有同事无不诙谐地跟他调侃说,如果他能把下棋的时间用来做学问该有多好。但教授并不这么认为,他说,其实学习和搞研究都要讲究一下思维模式和效率问题,下棋是另一种形式的思考问题,也是对思维的一种锻炼。山东石刻艺术馆研究员、佛教考古专家、书法家赖非先生曾送给教授一幅条幅,称其:“秦腔与梵呗齐唱,治学与弈棋同功”,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的专业和兴趣爱好之间的关系。

  有一次,杜教授在山东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青州佛教窖藏问题,大多数学者将此窖藏认定为毁佛灭法的结果,而教授凭着多年的经验,逆向思考,认为这不仅不是毁佛灭法的产物,而是护佛弘法的证明,这一见解让在场的专家一片哗然。他认为,这些因自然和人为破坏的佛像,失去了庄严性,不能安置于寺庙内供养和礼拜,但又不能将其随意处理,所以,信仰者就“刻意”地安排了一个隆重的“葬礼”,将这些佛像“安葬”于此。从考古报告中我们看出,佛像是一排排整齐地躺倒,有些佛像的背部还有芦席的印迹,结跏趺坐的佛像在窖藏坑的周边以坐姿排列,这完全是一种充满敬重感的场面。这个窖藏坑发现的造像年代从北魏到宋,与我国历史上的三次灭佛运动的时间点也对不上。他的这些观点现在越来越被学界所接受了。

  除了下棋,教授还爱看“鉴宝”类节目。他曾作过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等节目的顾问,特别是对各类佛教造像、青铜器等文物的鉴定。常有很多人找他“鉴宝”,但他一不收费,二是婉拒。关于“鉴宝”他还向记者透露,市面上流通的大部分所谓的“文物”,其观赏性价值很可能超越了其他价值,也就是说,假的东西非常多,收藏需持谨慎的态度。他说,每件文物都有它的时代特征,就像文革时期的东西就会有很多语录和毛主席像,单从佛像来说,可以简单地以孝文帝变法时期为时间轴,之前的佛像来自印度的因素多一点,比如深目高鼻、半披袈裟、高肉髻、身材高大等,而在这之后的佛像就有汉化的倾向,佛像的面部特征多像汉人,秀骨清像式,衣着则是褒衣博带式的汉人贵族服饰。

  记者还问了教授“一带一路”在甘肃的相关问题,教授有这样一个观点,很值得注意,他认为,汉武帝设河西四郡,开通“丝绸之路”,甘肃河西走廊的地位最为重要。汉王朝的主要目的是把活动于蒙古高原的匈奴和青藏高原的羌人彻底隔开,使这两支直接威胁中原王朝的古代少数民族不能联合起来对付中原王朝。其后的隋唐时代经营丝绸之路也是如此。隋唐时期活动在蒙古高原的是突厥民族,活动在青藏高原的是吐蕃,中原王朝经营河西走廊的目的也是把这两支民族隔开,使其不能联合。如果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两个民族联合起来,中原王朝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甚至有灭亡的危险,元朝就是例子。中原王朝经营丝绸之路的主要目的,政治和军事意义高于所谓的丝绸贸易。因为中国内地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不需要“丝绸贸易”是完全可以运转的。

  采访到了尾声,记者问他对年轻的研究者有何建议时,他说,现在认真读书的年轻人不多,比如从事敦煌学研究者,认真读佛经的人很少,多半都是就事论事,这样要超过前人很难。做学问一定要多读书,搞社会科学者,文史哲方面的书都要读,这样才能融会贯通,超越前人。

( 编辑:信江) 【字号: 】【打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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